
《一个小孩记忆中的文革》(3)
反动标语
比起“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如今大家的“阶级觉悟”低得不能再低了,几乎毫无“革命警惕性”可言,这在三十多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九七五年,我在农村时,队里一个男知青,趁放牛,独自在野外用半导体收音机偷听香港广播,被揭发后就到派出所去关了半个月,罪名就是“偷听敌台”,而现在,你即使在大街上听美国的广播,警察最多当你脑子有问题,哪还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理睬你。
我在政治上属于那种“发育得早但成熟得晚”之类,所谓“发育得早”,是因为在少年时曾有过“血的教训”;而“成熟得晚”则是我至今政治觉悟仍处于“革命群众”级别,尽管不止一次地十分虔诚地递交过申请书。
让我获得“血的教训”的,是文革爆发的前夜,刚入读小学的弟弟整出的一件“反动标语”案件,弄得父母连带当哥哥的我,吃尽了苦头。事情其实不复杂:那天下午,在地方小学走读的孩子们放学后,在院里玩“打仗游戏”,一帮当共产党,另一帮当国民党,攻防打斗,不亦乐乎。晚饭时分,战斗结束,孩子各自回家,有余兴未尽的,边走边斗嘴,扮共产党的骂国民党,扮国民党的骂共产党,还不解气,大孩子带头,领小孩子用粉笔在墙上写标语,这边写“打倒国民党”,那边写“打倒共产党”。我那拖着两条鼻涕的弟弟连“打倒共产党”五个字都写不全,却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孩子模仿着写。尽兴之后,大孩子临回家前把自己写的擦了,弟弟小,不懂事,没有擦。
晚上,家里人刚睡,政治处的人来敲门,让父母抱起熟睡的弟弟,直奔那面写有“反动标语”的墙,那儿,总医院的政委,正在召开全院的“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场会,见我父母到场,就从弟弟开始,追查起“小孩写反对标语的幕后指使者”……
我当时在军队子弟学校住读,周末回家才知道此事,父母见我回来,黑着脸立即召开“家庭批斗会”,弟弟吓得瑟缩在角落,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父亲先是朗诵《毛主席语录》,然后由母亲揭批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的过错,燕让我从这事中汲取教训。
现在想来,上至主持批判会的政委,下及那些有孩子参与“打仗游戏”的父母,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件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孩子们的游戏,与政治无关。但是,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把这事当成是一件“阶级斗争的头等大事”,那些平时与我父母在工作中有些摩擦的同事,很自然就将矛头从小孩转到大人,我父母写了很多检讨,才好不容易过了难关。紧接着开始的文革中,又有人又把这事拿出来追究,父母吓得如坐针毡。甚至我这个当哥哥的,在军队子弟学校里也成了“名人”,大家都知道,我是“写反动标语的家伙的哥哥”。
弟弟以及父母还算幸运,因为父母医术精湛,承担着为军队高干医疗保健的任务,与上级有些瓜葛,事情捅到上边以后,领导们了解父母,网开一面,我们全家这才化险为夷。
关于“反动标语”案,后来又发生过不少次,我印象较深的,是同班一个男生的涂鸦。那是文革中期,毛主席发布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人民因此开挖防空洞。我们课室后面的山坡下,由师生挖了一个防空洞。那天,姓温的班主任率领我们挖洞,他抬头见洞口上方加固的水泥横梁上,有粉笔清晰地写着“出生入死”四个字,立马集合全班训话:“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现有阶级敌人写‘出生入死’,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温老师脸上露出几分掩饰不住的得意,“你们进洞出洞,不会看不见这四个字,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是一条反动标语?如果不是我的革命警惕性高,让反动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学校就要亡校!我们党就要亡党!我们国家就要亡国啊!同学们……”
温老师一面在班内追查,一面上报校领导,在全校范围内的追查反动标语活动随即展开,将所有学生的作业本悉数收上去,组织人对照笔迹,很快,写“出生入死”的人就被揪了出来,是我们班上一个顽皮的男生。然后,是乘胜追查幕后的“黑手”,查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我们同院里的一个伙伴,有一次看电影,那是一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银幕上出现毛主席乘坐敞篷汽车,接受长安街两边上百万革命群众的欢呼。正当我们看得津津有味之际,我的这个伙伴神差鬼使地对我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在毛主席的汽车前面,开摩托车的人,是干什么用的吗?”我当然答不上来,于是他很得意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是为毛主席踩地雷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替死鬼”。这话说了也就说了,我也没有往心里去。隔了几天,在玩耍的过程中,我与他打了一架,他比我大,我免不了吃了亏,被伙伴们拉开后,心中不忿,就骂道:“你反动,你说在毛主席前面开摩托车的人是毛主席的替死鬼……”隔了几天,这个伙伴不见了,他妈堵着我家的门口骂,说什么我受父母指使,污陷她儿子,把她儿子往死里整。这时,我们才知,我的伙伴已经被政治处拉去办学习班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另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小伙伴,听我骂人的话之后,向院里揭发了这件事,让说这话的伙伴小小的年纪就在学习班里“学习”了个把月。
上述几则我亲身经历的“反动标语”事件,虽说该批的批了,该整的整了,透过了现象,触及了灵魂,但毕竟都是孩子们的无知无心的恶作,后果还不算严重。我二大爷,东北一个屯里的普通技工,是个酒鬼,每喝必醉,醉了就胡说八道,某日与一班狐朋狗友喝酒,醉后摆谈:“毛主席是个打渔的,一网打了六亿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立刻有人打小报告,第二天就被抓了,以“现形反革命罪”被判了整整十年的徒刑啊!
或许是由于我的亲人和同学因为反动标语而蒙难,我心里生出一些逆反情结。我总在想:当年无论国民党怎么打怎么抓怎么杀,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一天比一天壮大了,怎么现在夺取了天下,却会害怕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写的几条标语?一个酒鬼说的几句醉话?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也就慢慢懂得,当时的人,都疯了,没事还咬人呢,何况你有事呢?
现在我看文革,就是一人得了狂犬病,迅即将狂犬病传染给了所有中国人,然后大家或有意或无意地你咬我,我咬你,咬成了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