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的夕阳（下）
寨门外，与大寨宾馆之间，有一排窑洞式的平房，这是大寨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之后，大队部的办公场所。我在这排平房前溜达了半天，几乎所有的房门都是关着的。也是，现在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了，谁还需要生产队来领导？
平房的对面，是一长长的橱窗宣传栏，里面挂着很多老照片，正正对了我怀旧的口胃，我饶有趣味地慢慢地看，好象要从中找到当年的自己似的。赫然，我看见了江青同志的身影！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江青的身影，也出现过，但仅限于受审的场面，一付上了年纪的泼妇相，要么是目露凶光的险恶，要么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坦然，要么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奈。而这一刻，我在大寨宣传栏里看到的江青，却仍然是同志，黑长裤，白衬衣，戴草帽，挽袖子，不是在田里与大家一起劳动，就是在村中逗孩子们玩耍，干得轻松，笑得灿烂，俨然是代表毛主席到大寨来看望大家，来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这些照片，看年份，是一九七五年的留影。而时光，却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四人帮”被粉碎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平房中的一扇门，咿地一声，开了，走出一位老人，我迎了上去，笑脸道了声好，老人也笑着点点头。
我指着宣传栏，问：“大爷，这是啥时候整的？”
老人有些警觉，打量着我，答：“早就整了”。
我有些犹豫，终于忍不住，问：“江青……”
老人沉默了半天，终于也忍不住，答：“上边怎么讲，外人怎么看，俺们不管，大寨人是这么认识的，就这么办了”。说罢，很礼貌地点点头，走了。
难道大寨人的脑瓜真的就这么不开窍吗？难道大寨人的政治时间表真的停留在了一九七六年八月之前吗？难道现实中真的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吗？
与大寨人接触，你会获得一种印象：极其善良，极其纯朴，极其简单，极其固执。我曾想过很久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会选定大寨作为全国农民学习的典型？”在与大寨人的近距离接触过程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他们是农民，却不是一般的农民，因为他们身上没有，或者说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一般农民那些特有的小农的自私和散漫。大寨人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并且遇到困难时也不容易溃散，他们在利益分配时能够礼让，在出力流汗时不懂保留。我觉得，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种原始部落的，即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他们最适合干人民公社，你若要让他们来分田到户地干责任制，反而有些无法适从了。他们喜欢江青，他们一生一世，世世代代，都会从一面终地喜欢江青，不会改变。毕竟，江青在上层跟谁斗得你死我活，在下层把谁整得死去活来，跟大寨人何干？
其实，中国人也都是这样的，有例为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突破中美之间的“坚冰”居功至伟者；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是紧随美国之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卓越贡献者。此二位，前者因一九七四年的“水门事件”丑闻，后者因一九七四年涉嫌“洛克希德案件”涉嫌犯罪，双双被迫引咎辞职。而中国的领袖们在他们下台之后，为了向世界宣示“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访美访日时去探望他们，并邀请他们来中国做客，并给予国宾礼遇。
在与老外闲聊时，我曾引上述事例为荣，以示中国人的厚道。外国人反诘：“NO，NO，不好，很不好。你想想，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访华时去看望你们的‘四人帮’，还邀请‘四人帮’到我们国家访问，中国人有何感想？”
我哑口无言，尴尬得无地自容！
从粉碎“四人帮”三十年后仍悬挂着的江青的照片，我看见了大寨人极夸张的中国式厚道。
我也与一些普通的大寨人聊过，问他们：“你们的大寨田都变成森林公园了，不产粮食，吃什么？”他们几乎都会憨憨地笑笑，仿佛从没忧虑过温饱。与普天下的中国农民一样，大寨青年一代也都出去打工赚钱了，留在寨子里的，也都是些老老嫩嫩的，在陈永贵的故居收收门票，在进山的路上收些买路钱。
大寨是一个时代的旗帜，但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旗帜。大寨过去之后，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新的农业，中国的农业，已经不可能，也不需要，更不会再有什么学习的榜样了。
夕阳，慢慢西沉，晚风飘来了炊烟和牧歌。
我甩甩手，挥去那缕迷人的金辉。
旅游（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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