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治德

      到山西，不去临汾，不去洪洞，等于白去。那汾河流过的地方，有一块招牌，就在进入临汾市的大道上，名曰“天下第一都”。这不是做广告说大话，《史记》称“尧都平阳”，平阳即古临汾，圣贤之渊薮，帝王之旧都，惟有临汾可以扯这样的架子。1954年，丁村人遗址出，中国5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做了一个巨大的链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明，在这里找到了生根开花的证据，洋二爷“中国人的祖先是由欧洲迁徙而来”的老调无颜重谈。洋二爷是吃肉的，因为他们的祖先长了个“勺形齿”，华夏人是吃米面的，丁村人有理由长出“铲形齿”，汾河流过的沃野，正好长出食物来。
      所以尧是种庄稼的，继承人舜也是种庄稼的，汾河流域就是他们的作业区。他们躬耕的地方，就在今天汾河边洪洞县的历山。而今洪洞县有个小村落，名曰公孙堡，村夫乡妇出没之地，一点也不能小觑。原来，黄帝就出生在这里，他姓公孙，这个小村该当是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了。这附近的地方，远古有理由生出尧，生出舜，还有娥皇、女英这两位名女人。在躬耕中完成了禅让，是一种风调雨顺的态势，中华的先祖们，似乎永远写满实在，只为德泽黎庶，没有张扬英雄的抱负，只有恩被百姓，没有张扬强力的征服。
      尧开创的禅让制度，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最简约明净的一页。尧最先找巢父，巢父推辞，再去找许由，许由跑去隐居，尧追去委以九州长重任，许隐士以为蒙受大辱，奔至溪边，清洗耳朵，炒作发布谈话：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原来巢父比他更会炒作，遂PK曰：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脏我牛口？这样的高士，不是当官的料子，于是尧发现了舜。舜以行动做着无声广告：耕田时不忍心鞭打牛。尧心底佩服舜，对牲畜尚且如此，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
      文明的灵光因为爱心灿烂。这是诞生尧乐舜章的区域，史前清世，尘封在古籍的尧天舜日里，让后人仰望。当年郭兰英大姐的一曲清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原来她就是汾河水养育的，氤氲的文明，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而今村汉敲打的鼓点里，有五种曲牌据说就是尧舜亲自创作的，他们无缘也不屑像余秋雨这样的名人，来追讨版权，历史却隆重地祭出他们来当评委。唐唐的鼓点，威威的鼓点，齐刷刷，劲抖抖，惊雷滚到了地上，敲醒了山，敲酥了水。原来，农耕的抱负里，不乏壮士情怀。
      这种情怀里，流淌的是一种和谐。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在接受勋章时，选择了伏曦的太极图为图案。伏曦演八卦就在汾河边的卦底村。而今这里偶尔有长须飘飘的游人，村中有伏曦庙，庙后有伏曦冢，围绕卦底村，分布八个自然村落，距伏曦庙均为八里。天底下如此和谐的布局，纯然出自天然。有伏曦必有女娲，他们是华夏民族尊翁太君，一如“勺形齿”人的亚当夏娃。女娲生长的地方，也在汾河流域，叫侯村，有女娲陵，陵畔高大土堆，据说埋葬彩色石头，就是补天的静虚界。弥补是为了和谐，如果女娲知道大地已经被开挖成千疮万孔时，不知作何感想？在物质世界里蹒跚的人类，总是在回顾和谐家园，却又在干着扯碎诗化乐土的蠢事。
      出临汾城东北五里，是长出成语“鼓腹击壤”的地方。最高领导人尧来到百姓中，人们礼赞“大哉帝之德也”，唯有一老叟，拍着光肚皮，发出砰巴之音，做着击壤这种古朴的游戏，同时就吐出诗歌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古代的壤父，以诚实厚道的形式，在越来越虚伪欺诈的当今社会，奉献了一个永恒的童话。
      黄帝牵着尧舜，尧舜牵着汾河，汾河牵着洪洞，洪洞牵着临汾，临汾牵着山西，山西牵着历史。历史老人打一个呵欠，黄帝尧舜离我们就很远很远。尧天舜日是远古的盛世，我们不会向远古遁隐，不过对尧舜文化提炼时，就会凸现六个大字：俭让谋和戒安。俭是崇尚简朴，让是避免争夺，谋是着眼长远，和是和睦相处，戒是戒除人祸，安是融入自然。当今，自我奢华夸张着“世纪众生相”，人们不相信山西深厚的地层里埋着璀璨文明，只相信地层里埋着金子。
   

钟治德

      文明的消长，有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周期。公元1127年，历史的一道弧线划过，河南代表的中国繁华，从《清明上河图》中消失了。那长卷里的开封，当时是世界最大的都市，欧洲人这个时节夸耀有50万人的大马士革为天下第一，其实洋鬼子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开封人口达到了170万。长卷景物的消失，表明中原的富庶迅速土崩瓦解，黄河缔造的娇子河南，结束了叱咤三千多年的辉煌，从此一蹶不振。进入金元以后，黄河一次次大发脾气，不可抗破坏力的结果，富饶的河南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到十四世纪，世界名都开封已经成为不通航城市，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从此只有尘封在古籍里。
      无情的兵灾，不断蹂躏着河南这块枯萎的大地。明朝崇祯十五年，官军为打击李自成起义军，挖开了黄河大堤，滚滚黄流灌进开封，37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死伤殆尽，仅剩3万余难民。1938年，掘堤退敌的版本再次上演，上千里大地变成荒无人烟的黄泛区。解放前夕，河南沦落为中国最大最落后的烂摊子。当时省会开封10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3家，全市职工不到3000人，城市高等级路面仅有3.29千米。河南第二大城市洛阳，人口不足10万 ，只有一个五百千瓦的小型发电站。解放后，河南兰考出了个焦裕禄，今日的多数公仆，大享着社会发展成果时，也许不想旧事重提焦书记了，兰考作为黄河危害最深的地盘，而今仍然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
       河南太累，河南太苦，河南太穷。河南人的理想，因此很容易就系在了宗教的绳索上。在河南境内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字中，多数是占卜和祈祷上苍的记载。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古刹，从专门描述寺庙的《洛阳伽蓝记》解读，寺庙占据了洛阳1/3的地盘。还有龙门石窟，“东方的维纳斯”安身于斯。心灵即佛陀，多灾多难的河南人在佛教信仰中，拓宽了心灵的领域，从而获得了某种神秘的自信和平和。佛教进入中国首选河南，这是冥冥定数，洪流滚滚狼烟浩浩的河南，应该有一棵菩提树。伟大的高僧玄奘就是河南人，其坚贞的精神品质超越着佛学本身，写照着河南人坚韧的人格魅力。
      野草最容易在荒芜地方疯长，人口也最容易在贫困地区暴长。河南一片盐碱地，养着中国1/10的人口，罕见的世界奇观。河南人不得不离乡背井，文物贩子全国最多，盗墓贼也是中国第一，上世纪中国最大的盗墓贼当数河南军阀孙殿英，他下令扒了西太后的陵墓，做了猫翻甑子替狗干的傻事。天南海北都有河南人出没，卖古董，唱猴戏，演杂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社会学家沉痛地指出，河南人身上反映着传统的“礼崩乐坏”，人文学者从河南人联想到飘零的犹太人，却很少有人联想起黄河岸边的老黄牛。
      河南地貌开阔，积土深厚，是中国文化濡染熏陶最深的地区。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饮马黄河，这些气势雄沉的成语总与河南牵扯着关系。爆发户用海鲜喂狗的时候，多数河南人却在为温饱奔波。河南人阔过，范蠡、吕不韦富可敌国。河南人精明，范蠡、张良是河南贡献给历史的两大智囊人物。河南人行侠仗义，信陵君、朱亥、侯赢、剧孟、郭解这五个河南人，司马迁干脆把他们处理为中国人任侠重义的精神化身。让历史沉思的“党锢之祸”，慷慨赴死的大量知识份子，几乎是清一色的河南人。河南更有义薄云天的两大忠臣，比干和岳飞。沉重的河南，不绝浩然之气。当“美女经济”成为时代现象之后，富裕地区“笑贫不笑娼”，行走江湖的河南人在猴戏演唱中，动情地歌吟河南的巾帼英雄花木兰，那是忠孝清白集于一身的伟大美女！

      燕赵文化派生的一个小儿子，就是天津。明代以前的古籍里，难觅天津的记载。天津号称“九河津要，七省通衢”，但在燕赵众多的历史名城之林，天津这块控河滨海的佳地一直无缘上排行榜。而今早已荒颓位于河北广宗县内的沙丘，商纣王在这里修筑行宫作乐，赵武灵王在这里出台“胡服骑射”的改革，秦始皇东游于此翘脚归西。那个时段的天津故地，一半浸在海水里，一半是滩涂湿地。
      天津建城在明代，摇曳着历史的野心。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长大了，大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不愿意离开锦绣江南，又要控制北方，遂封自己最能干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自有打算，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使得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曾有72沽之称，按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72沽的核心，名小直沽，可谓是天津的前身。燕王翅膀硬朗了，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嫌小直沽名儿小气，改为“天平”，风水先生出身的老臣刘伯温反对，建议叫“天津”。他有堂皇的理由：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车驾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后面再加一个“津”字，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都叫“天津”，气派得可以。
      老北京人总是称呼天津卫。卫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警卫室。作为屏障的警卫室，重要归重要，却比不得被警卫者那么神秘，那么高贵。天津的马路比北京窄，天津的楼房比北京矮，天津的工资比北京低，天津的物价比北京涨得低。虽然是警卫室，北京人却把天津作为闲适的后花园，不是正宗经济头脑的北京人，津津乐道算小帐，结婚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举行婚宴，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市场经济时代，这不知是恭维天津，还是挖苦天津？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还是天津？北京关于天津的说法，天津人顺的也受，逆的也受，逆来顺受。连天津最具地域特色的曲艺，也沿用京韵大鼓而非津韵大鼓。天津不与北京抗衡，是抗不了的一种自觉，所以有四个字可以概括天津性格：平实自谦。
      平实自谦的性格，更是从近代史的屈辱中分娩而来。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没有分娩出桀骜不驯腾空而起的天津，是文化的悲凉，是历史的安排。天津和上海还有香港，都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大举侵略中国的产物。军事的入侵伴随经济文化的侵略，这三座城市虽然畸形发展起来了，却深含着富丽卑耻的恶之花。当时天津在政治棋盘上的形势，比香港、上海好得多，是通向中国政治中枢的咽喉，漕运和海运的关口。但是天津却没有上海、香港的畸形暴富的突出特点。老天津没有上演老上海半汉话半英语的怪味文化，老天津没有出现老香港的全盘西化。平实自谦的燕赵小儿子，有某种狐死首丘的悲壮意味。
      京津在燕赵大地树立了大城市的两种典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兹·墨菲指出：“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一个高度整体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客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的地点。”天津不同于上海香港，主要因为它是政治中心北京派生出的一朵大鲜花。元朝以后，中国格局的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以北京为尊的实况，天津最有理由崛起。明成祖时期，天津“门卫”的角色完全形成，进入清朝，天津虽属中等城市，对北京却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天津的经济地位，已经是中国的第二个上海，成为北中国贸易中心，也是帝国列强侵华的大本营。天津的历史文化里，有仆从特色，有殖民特色，这是慷慨悲歌的燕赵母亲，分娩这个小儿时始料不及的。
      仆从文化决定天津曾经是集权者蹂躏的对象，殖民特色并没有决定出天津东西文化杂糅的情貌。中国传统文化太得了，天津随处可见的欧式旧高楼，就算当年的列强胜利者看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围逼下，也是无比意味深长。渤海之滨的天津，无疑是个好地方。一方面把门卫的角色做到了极致，一方面以平实自谦尽现不凡气象。天津文化不争长较短，大悲院、杨柳青、狗不理等等一串串文化符号，贮满着天津智慧，坦然处于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和万里长城逼人光芒之下，让人百感交集，低首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