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他笑道：“不是的，美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我们自己打败的，中国人只是对我们提供了支援”。生怕别人不信，朝鲜人还在平壤建了一座“凯旋门”，自诩：“比法国巴黎拿破伦的凯旋门还高五米”。

      从北朝鲜返回丹东的翌日清晨，当我登上市北锦江山上的锦江亭，朝东南眺望，再以丹东之高，比新义州之矮，我不能不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实力，而不是空话伎俩，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多么重要！

            丹后滑雪记

丹后半岛，位于京都府西北部，山高濒海。入冬，当伯利亚寒流卷起漫天风雪跨日本海南下，只见群山尽素，层林皆白，好一派晶莹世界。

丹后由此成为日本中部著名的滑雪胜地。

    旅行行费不菲，京都府观光联盟慷慨仗义。京都各院校留校学生中，每年都有40名幸运儿得以参加该联盟组织的免费滑雪旅行。我运气不错，在众多报告者里，抽签得中，参加了今冬丹后之行。

    我们40名各国留学生，乘大巴穿州过府，换小巴爬山越岭，只觉随海拔渐升，红枫绿叶淡去，蓝天下，满目仅剩下白和非两种色调：白的是雪，枝桠、坡面、屋顶，凡留不住雪的地方，在刺眼的雪光辉煌映下，本色全失。放眼所及，远山近岭，房舍林木，宛如黑白电视的屏障，单调中让人领略到遥远的神奇。

    路尽车停，仅仅爬到山肩。大伙下车，张嘴一笑，团团白雾喷薄而出，笑容立刻被冻在脸上。好冷哇！

    山道湿滑，踩雪化水，如溪淌落。众人不敢大意，若此处“滑雪”，下去准成个冰冻的泥鳅。

    山坳，背风朝阳，三两矮屋依围着一幢不大的二层木结构建筑，那是我们此行的宿营地——瑞士村。 

    屋里真热，暖气，澡盆。人情。大家小憩入浴，再聚拢时，五湖四海的男女，一款店里准备的和式浴装打扮，相顾忍俊，只恐贻笑大方。

     入夜，窗外雪野，在星月下安详地泛着青光。室内灯火灿烂，京都府观光联盟正为留学生举行盛大欢迎晚宴。大家在榻榻米上团膝而做，面前矮桌上粗糙却别具乡韵的杯盘碗盏，盛满丰美的村俗料理。长辈举酒，动情祝愿，琼浆玉液中漾满了友谊。一群和服女子，手捧斗笠，即兴跳起当地土风舞。留学生中好动者已自按捺不住，管他会也不会，插入武娘行中，手舞足蹈。舞者笑，观者叫，击掌如春雷，在雪夜的山中荡开去。 

    一夜狂欢，迟睡早起。当旭日像没腌透的咸蛋黄，糊涂爬上东梁雪线，我们朝食已毕，整装待滑。

    初试滑雪，光那套行头，就颇为新奇。紧身的滑雪服，居然能在严寒中勾勒出姑娘的曲线。笨重的滑雪靴，一旦踩到滑雪板上，兀自像飞将起来，根本不听调度。未待上山，就有人在平地练开摔跤来。

    缆车将我们送至山顶，真正的滑雪场展现在眼前，仿佛一条白阔的河道，借山势奔腾而下，起始落止间，少说上千码开外。披挂停当的留学生们，你看我，我望他，正止步不前，忽见人丛中闪出一黑衣者，原来是瑞士村陪我们滑雪的教练梅田先生，他嘿嘿一笑，蹬腿推杖，跃将出去，犹如穿云雨燕，潇洒地沿雪道作“之”字弯飞速下滑，看积雪从他身后起落四溅，羡慕煞观望的我们。

    京大法学部的美国佬杰松，不肯示弱，从他特意在滑雪服外套一件鲜绿色雪披的架势，不难估出他的斤两。果然，他灵巧的转弯身手和直滑时半蹲的款式，与先行的日本教练有异曲同工之妙。紧接着，挪威姑娘埃斯娜、德国大鼻子郝克奇相继滑下去了。当前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大个子威列霍夫飞腾而下弯处掉头360度接进时，山上山下，同声喝彩，连道旁枝桠上的挂雪也应声颤落。    

    旅行团中，以中国学生居多，该有龙的传人站出来了，那是来自哈尔滨的一位姓齐的棒小伙子。他回眼望大家，神情似有几分“血染的风采”。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冲将下去，毫不转弯，勇往直前。随降速加快，人们开始为他欢呼。忽然，欢声戛止，大家惊异地发现，下滑者不是不想转弯，而是不会转弯！眼见他高速冲出滑道尽头，撞进对面山脚林子里去，身体一歪，重重扑翻在雪地上，但见身落处雪雾腾起，待视野清晰时再看，人已伏在林边积雪中。山下的人朝他跑去，可没等近前，人却蓦地一跃而已起，将跌落的滑雪板高举过头。

    泰国、巴基斯坦和韩国的同学前仆后继地下滑失败后，除日本之外的亚洲人再不敢逞能，大伙由教练领着，到山腰处有一个非洲兄弟报名应征。

    小山丘坡缓道短，我们摔了一顿跟头之后，都摔出明白来。其实，滑行之理极简单，平衡是关键，可要在坡面降落过程中保持平衡，谈何容易！若将坡面看成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那么斜边上的垂直应是等分直角的一条直线，而我们往常习惯的却是地心垂直，潜意识极不适应坡面垂直，越求稳，越不敢前倾，就如终不能保持降落过程中的平衡，因而在速度和斜面的合力中，屡被后仰掼跌。跌得多了，竟不愿起来，因为不起来就不用担心再跌倒！我不由得卧雪仰天，苦笑长叹：却原来，静止的稳定结构和前进的稳定结构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平衡模式，任何试图以静止的绝对稳定来追求前进中的平衡的作法，结局必是四脚朝天，滑雪板在你脚下才能显现出真正的意义。

    冬日过顶，风儿在西梁林梢打着愉快的呼哨，抚摸雪原林海，拨弄姑娘的长发和小伙儿敞开的胸襟。午餐就在半山坡一块积雪平地举行。几条长方形的木台，两个汽油桶改装的烤炉，木炭的火舌将铁架上的牛肉、鱿鱼舔得吱哇乱叫，微焦的玉米散发出甜甜的糊味，一大锅红豆沙搅拌起腾腾热气，爬过树梢，翻越山脊，融于天际。那些年轻的舌头在搬运野味时，也没忘记将一曲卡拉OK奉还山林：日本人想起《北国之春》，韩国人钟爱《桔梗谣》，美国人欢乐的《圣诞曲》，英国人深沉的《魂断蓝桥》，台湾姑娘《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北京小伙唱的则是《敬爱的毛主席》……

    再踏滑雪板,自信与腹中能量较前迥然不同。大家在不同的高度上选择自己的下滑位置，起点虽异，却都能尽情领略滑之乐趣。滑是琴键上一组优雅的爬音，由高往低演奏出迷人的乐章；滑是瞬间忘却的解放，将乡愁抛于脑后，追欢乐奔向未来；滑是一行绝妙的数论公式，在求解变数中反馈出无穷的人生哲理。你能在滑行中贴近自然，在滑行中认识自我，在滑行中去挣脱思维定势的羁绊。

    然而，滑，太短暂！美妙的感觉，随脚下的停顿，立即将你拉返现实。你得将雪板雪杖扛上肩，趿着沉重的靴子，朝上爬。一分钟的下滑乐趣，必须付出十倍以上的逆行时间、气力换取。但是，无人停步，为了瞬间的辉煌，众人甘愿燃烧青春和热血。丹后的山林白雪作证，这群来自各国的学子们，就是这样在雪道上攀登的。他们也将这样，在日本的学府里，追求，奋进！

    林噪暮鸦，夕辉淡抹天际；鸣笛催归，健儿余兴未尽。当我们的车在逶迤的山道上盘旋远去，瑞士村好客的主人们，还在那高高的村头，将团团雪球滚下，以当地特有的方式，为留学生们送行呢！

      那是读大学时的一个暑假，与朋友一起登华山。

      华山之险，儿时就从《智取华山》的电影中领教了，或许因有心理准备，我对华山之险峻，并不特别畏惧，而华山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另一种启迪。

      我们是吃饱喝足，撩开晨雾，轻装踏上征程的。刚起程时，见山路上陆续有在山顶过夜，赶在太阳爆晒前下山的游人。与雄赳赳气昂昂上山的人流相比，下山者如同前线撤下的败兵，不仅精神萎糜，而且非瘸即拐，一付劫后余生的惨相。

      我不明白，一座山，竟把人爬成这个样子?

      爬山最终的目标，即登顶。所谓“征服一座山”，无非是经过“爬”而一举攀上顶峰。基于此，登山者无不攀登伊始，便频频朝山顶眺望，估量由山脚至山顶的距离、路径，以及攀登的难度和自己的气力，来判断有无征服的可能和征服所需付出的代价。

      由下朝上看，华山真险，刀劈斧削，直上直下。虽如此，却由于山顶就在视野所及，并非高不可攀，作为征服者，我们勇气倍生。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其中“容易”、“难”当是指“险”与“不险”而言。若不论"险”而只谈爬山所需的气力，则相反，下顺应地心引力而上正是与地心引力抗争，双腿顶着全身重量持续上攀，肺象风箱，将二氧化碳带着声响狠狠地喷出。不知多久，我们已踏上早先在山脚看定的那个“顶峰”，但无法高兴，因为这不是华山的顶峰，只是山肩，对前面一座更高的山峰而言，这仍是“山脚”，还得爬呀！

      山路已从麻石铺成的盘山大道改为青石板垫筑的山间石阶，攀爬的仰角加大，每提动一次腿，便感受一次沉重；每屈伸一次腿，都需要憋足一口气。更让人无奈的是，每爬一步，脑袋就不自觉上仰，眼睛下意识地瞥望那高高在上的峰顶，一丝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悄然而至。

      在家骑自行车爬坡感到累时，就会安慰自己：别泄气，现在累一下，等会儿下坡就舒服了。爬山的累感与骑车爬坡相似，但实在无法安慰自己，因为前头插在云端的高峰总在无声地提醒你：别去想下山的事了吧，你离山顶还远着呢！好在景色雄峻中蕴着旖旎，嶙峋里藏着妩媚，随便找个角落拍照留影，乘机歇一歇，喘口气，同伴们互相鼓励，再接着爬。

     太阳爬得倒快，后发先至，早在前头峰尖上等着我们。一身臭汗，气喘吁吁地终于攀上“顶峰”时，我又不禁大失所望，这仍旧只是山腰上的平台，真正的华山之巅仍在前面威风凛凛地耸立着呢！

      再往上攀，已不再有“征服”、“挑战”的气魄，有的只是被折腾得筋疲力竭的麻木和信心受挫后的彷徨，而山路在此刻再不容人分心，脚下早不见了麻石路和青石阶，有的或是崖壁上凿成的石级，或是石缝里拓出的通道，或是刀切般山脊刃上点缀出的落脚点。在打醒十二分精神，将吃奶的劲儿使出来攀爬的间隙，偷眼仰窥在云头上飘然屹立的华山之巅，竟怀疑，不知这峰顶究竟是否人力能及？

      烈日滚落峰背，松柏间阴风袭袭。如果可能，现在我愿意撤退了，但显然不能，因为入夜后要从这么险峻的山道下去，无异于赌命。看那些从身旁如飞而上的运货山民，问知他们花一天工夫背几十公斤物上到顶峰客栈也不过十元左右的脚钱，于山道上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徒然增加不少。

      落日将最后一抹夕辉收走之前，我们终于趴到顶峰上。一轮喘息后，我想笑，却终于笑不出来，因为借着天际的微亮，我发现不远处另一山峰，似乎比脚下的山顶更高？我惴惴问一个途经的道士，果不其然，我们现在华山南峰，而东峰及北峰的海拔均在南峰之上！

      华山给我留下的，即总是在山脚下的感觉。

多年后，我仍时时体验到“山脚下”的感觉。设定一个人生目标，经年为之奋斗，达成之后却发现自己仍处在“山脚下”！再向更高的目标奔去，攀爬上去一看，更有高峰在前头！

      有时真感到人生的无奈，又不能退，只能一瘸一拐地向前……

 

敦煌是旅行者真正的乐园。进莫高窟，爬鸣沙山，下月牙泉……极目放眼，皆是盛唐文明留下的灿烂辉煌，目不暇接啊！

只是，我不知道你会去阳关否？

阳关之名，不仅通晓历史、精读唐诗的人才知。唐诗“渭城朝雨挹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是被写进当今教科书的，谁人不识？不过，知阳关者，未必知阳关在敦煌；而知阳关在敦煌者，未必逛过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后，还有去阳关的兴致；即使余兴未尽，导游，甚至出租车司机，都会对你说：“阳关？不去了吧，那里没什么可看的”。一般人眼里，现在的阳关,确是“没什么可看的”。此阳关，非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里的阳关了。

当然，这世上，总有些冥顽之徒，我就是那种非要去阳关不可的。

如果不算今人在那里弄的几座仿古建筑，阳关，除了一些土墩，真的什么也没有，别说关卡城楼了,就是那条河西走廊上最为著名的,比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更广为人知的“阳关大道”，也难觅踪迹了！

眼下正是早春二月，刮过阳关的朔风，应是锋利无比。而我当年上关，时逢盛夏，骄阳肆虐，地表仿佛被烤熟了似的，蒸腾着在人的视野中颤抖，而阳关却不肯提供任何荫蔽。我站在今人修建的一块刻有“阳关”二字的石碑旁，身后是起伏的山丘，面对一望无限的戈壁。有道是“大象无形”。正因什么都没有，在我眼前，却海市蜃楼一般，显现出无穷无尽的幻景。

如何准确地形容自己在阳关上的感受？我觉得，她像一个垂垂老妇，即使脱得精光，也不会引起男人的任何冲动。只有见识过她青春风采的人，才会感叹岁月的无情。是啊，遥想当年，旭日初升，一阵夏雨，将官道两旁的杨柳洗出鲜亮的嫩绿，栉次鳞比的商铺青楼，成行成市的酒肆饭庄，城楼那般雄伟，通瞿如此宽阔，晨曦中，早行的车马和赶脚的行客，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为何昔日之繁华不能延续至今？或许，因官道别移，商贾绕行？也是，她老迈色衰了，魅力尽失了，风华不再了，曾经被她跪倒在她裙下的男人们，早已离她而去，她这里，“门庭冷落车马稀”了。

为何昔日之繁华留给今天的仅是空名？那挺拔秀美的酥胸、风情万种的蛮腰、顾盼流辉的眼神、莺啼婉转的歌喉，一无所剩啊，哪怕是一点点洗尽铅华之后的痕迹。阳关，更像一个没人疼没人爱没人肯与之相伴的寡妪，悄悄瑟缩在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外偏僻的一隅，默默品尝着人间的孤寂，而这孤寂，由于曾经的繁华，更令人悲怆。

阳关冬夏，人世冷暖，是我蹲在阳关土墩上最初的感受。

古老的中华，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关，我曾去过山海关、嘉峪关、函谷关、平型关……大多总还有个关的样子，总还让你能想象关的气派。如今的阳关，却消匿了个干干净净。

人，为什么要造阳关？又为什么让她消失得连渣都不剩了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世事如是，从无到有，由有而无。就在这忽有忽无的过程中，人，就这样耗尽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这一点，我站在阳关上，感受最为深刻。

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在生命的尽头，有一段著名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的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时，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保尔的这段独白当年是如何激励我的，蹲在阳关上再想，真是欲哭无泪。保尔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一如阳关，在这个星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我为之奋斗过的事业，虽算不上壮丽，却也有奉献啊。可如今又剩下哪怕一点点影子吗？星移斗转，岁月流蚀，当毛泽东躺倒纪念堂后，整整一代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奋斗，谁又说不是“零落成泥”了呢？恐怕正因此，老人家晚年留诗曰：“志作红楼遗千古，唯有宝黛入神州”。我思忖，他是否会在那时，多少有些羡慕曹雪芹？毕竟，曹梦阮能治大国却只烹小鲜，老毛之江山如过隙般易帜，雪芹之宝黛还将永年。

去年，我第一次去苏州，到虎丘拙政园逛了一圈，回来后唏嘘不已，提笔写了篇题为《假如将苏州藏在井里》的杂感。我看，今天的苏州，肯定不如古时的美。发展虽是硬道理，但那是相对整个发展中的世界而言，人家发展你不发展，你就落后就要挨打了。但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尤其是一切激进的发展，无疑将会破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实，孔夫子在两千年前就看到这一点，因而幻想“复辟”。我想，如果能够生活在张继《枫桥夜泊》时的姑苏聆听寒山寺传来的“夜半钟”，与王维同往阳关送元二使，那比今天到这些地方要幸福得多多。

久望阳关前一派空荡，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登幽州台歌》。我未去过幽州台，我以为，陈子昂登台之时，那里亦如今之阳关，空空荡荡。诗人因此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又因为满目皆空，他才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真的，我独自蹲在阳关土墩上，耳畔幻听着《阳关三叠》苍凉旋律，只想哭。

据历史记载，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的阳关，是随丝绸之路的兴衰而存亡的。当文明由埃及——波斯文化圈转向欧陆大地，中国那远离海洋的西部，随岁月的侵蚀，就只剩一堆堆残垣败瓦了。历史的进程不是谁能摆布的。即使青春的你倾倒了整个世界，也终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

当我从阳关眺望人生的尽头，叹生命之短暂和奋斗之徒劳，泪水，散落一串串……

      秋凉转寒，去学院游泳池早泳的人渐少，而我，依然一大早起身，带着凛凛北风刮起的一身鸡皮，跃入池中，一口气游他七、八个来回。有时，或因昨夜太忙迟睡，或因早起风雨交加，也想偷懒，但一想到那顶白色的泳帽，便不由得精神一振，掀被下床，奔泳池而去。

                 

                                  难 造 七 级 浮 屠

    我乃一介凡夫，未想过造桥修路建塔，不曾料，今夏与友人去汕尾南澳半岛遮浪镇红海湾弄潮，几乎造就一座七级浮屠。

    红海湾涌浪之大，非亲临难以想象。我们在涌浪中饱尝苦涩之极的海水，回到岸上，躺倒温柔的沙滩，方才明白，其实人间事，进一步，苦海无边；退一步，风和日丽。而在某些将要逾越临界点时的“回头是岸”，又是多么的意义深远。

    正触景生情地咏叹人生呢，忽闻咱叫：“救人呀，老苏被浪卷出去啦！”众人惊见，离岸百余米的波涛起伏间，有个黑点，正吃力地招手求救。岸上顿时炸营般乱作一团，有的尖声呼叫，有的跑去求援，我与另外三个精壮的男同伴，飞扑入海。

    我勇不可挡地接连穿越多个狂怒的浪墙，逐渐接近老苏，连他翻起的白眼也看清楚了。没容松口气，我惊觉，跳海救援的“四条汉子”，另三位不知是为巨浪所阻，还是知难而退，已返岸作壁上观去了。我从最初跳海救人的冲动中冷静下来，边向老苏靠拢，边说：“你千万别抱我，要不然我们俩一齐玩完。”我尽鼓余勇拖老苏调头回游，可当浪峰把我们抛上高处，我魂飞魄散地发现，我们离岸不是近了，而是正在被浪推出海湾。更可怕的，我感到体内能量消耗殆尽，浪涌的每一次抛跌，老苏拉在我肩上的那只手，如同坠着一个秤锤的铁链，直把我朝海底拽。

    什么是绝望的感觉？当人在海中用尽了全部力气正不可逆转地一点一点往下沉的感觉，即是绝望的感觉。望着远去的岸，我仿佛看到，狰狞的死神正一步一步逼近，它狂笑着把我们朝水里按，使求生的挣扎变得毫无意义，并残酷地让你慢慢地嚼味着生命从体内被外力一点一点剥离的滋味！

    我不想死，因为我还不老，我的事业方兴未艾，我甚至想起了即将分到手的三房一厅。如果我今天上不了岸，那套在图纸上已经分到我名下的房子是不会交给我妻子的了，我的宝贝儿子今后只能在继父的身边生活了。此时此刻，生的欲望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但我不得不承认，生的能力从未像今天这般虚弱。

    我回头看看拖在身后的老苏，他无表情地眯缝着双眼，趁口鼻露出海面的瞬间粗重地喘着气。我忽然意识到，如果说现在还有求生的机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独自回游，而这对老苏意味着什么？

    一个接一个的巨浪劈头盖脸地压下来，当我拖着老苏再次升出水面，一口气没吐出来，第二波正正砸在我们脸上，简直就是高压水龙射出来的水柱，不但喷进了嘴里，而且从鼻孔、耳洞朝体内钻，那苦涩的液体，将你体内的胃酸和眼泪一齐朝外挤压，令人眼前一遍金星，耳际则是浪吼声中死神撕人心肺的嚎叫。就在精神崩溃前的瞬间，竟有两人破浪游到跟前，恕我笔拙。无法形容见到援救者从海浪丛中闪出时内心的激动，只感到他们的出现使我意识到自己体内竟仍旧存在的生命感觉。

    老苏不是因我而得救的，后来才知道，下来迎救我们的是两个当地的渔民，也只有他们才有这样好的水性。不过，我确实是一同前往红海湾冲浪的伙伴中唯一够胆舍命跳海救他的人。

    当晚，在餐桌上老苏举酒向我表示感谢，两杯落肚，我对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也精疲力竭了，我想过，是不是要把你扔了……”席间，一个要好的朋友借上厕所的机会堵着我的耳朵骂：“你蠢到家了，不要命下海救人，到头来却要说想把人扔掉的话，岂不是将自己做的好事一笔勾消了吗？！”

    翌晨告别遮浪半岛前，老苏特意请来那两位救了他性命的渔民，真诚感谢不算，还各封了红包。我默默地在傍边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心绪不可名状。

    在归途上，我想，或许我是很蠢的，当跳海救人者都回头是岸时，我却义无反顾地游了出去，因为其时我想到的只是救人；当酒席间老苏向我表示感谢时，我却说出了曾想将他扔下不顾的话，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值得他如此言谢；而当老苏对救他上岸的渔民千恩万谢却把我晾在一旁时，我却难耐寂寞，因为自己毕竟连命都豁出去投身怒海救过他一把！

    做人，太精了不好，太蠢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浮屠难造啊！

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之我见

我不认为武术的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一来它本是人创造且人能够学会的，二来无论什么武术流派其宗旨都是也只能是保护自己打击对方。因此，我始终认为，什么武林的“正宗”，什么门派的“绝招”，什么功夫的“传人”，如果不是自我托大的话，就是因为缺乏实战而对武术作为技击的真谛不够了解。在我看来，剥开武术的神秘面纱，那么武术的核心意义也就是：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击中目标而又不被对方击中。鉴于此，我从来对诸如“中国功夫”、“天下功夫出少林”等说法不以为然。我以为，只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足够灵活的头脑，任何一种技击方法均为有效的。格斗的胜负，不在于你使用什么门派的功夫，而取决于力量、身体灵敏度、抗击打能力，以及智慧和意志。

我曾与一资深武师比较过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的高下。

最初，他不同意这种比较，认为“你这是把篮球和足球放在一个场里玩，这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哪有可比性？”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一个中国功夫高手与一个西洋技击拳王狭路相逢，相互用自己的方式打击对方保护自己，为什么没有可比性？”

接着，我们讨论了“狭路相逢”的结果，他认为中国功夫“必胜无疑”，理由是“中国武术源远流长，深不可测”，至于凭什么取胜，他没有具体解释。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中国功夫无必胜把握，我们是可以进行具体比较的”。

我在格斗所必要的多个方面对比着做了具体分析：

暴发力：中国人显然不及黑人和白人，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黑人的肌腱中白肌纤维丰富，比白人和黄色人种要好多了，而肌腱中的白肌纤维是直接影响到爆发力的。例如，黑人重量级拳王出拳的力度，不是中国人能够比拟的。

耐力：西方职业拳击赛的比赛时间，一般为12至15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合计40分钟左右；中国武术散打所有的比赛，基本限于3回合，每回合也是3分钟，合计不超过10分钟。另外，包括足球和篮球这些时间较长的赛事，中国人均无法在体能上与西方人抗衡，这是不争的事实。

抗击打能力：白人和黑人的职业拳手在拳台上表现中的承受重拳的能力之惊人，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任何一场中国比武中，你都很难见到在这种分量的击打之下还能继续比赛的。其实也是，矛不利，盾何以坚？我原来一直存疑：为什么不让中国参加奥运拳击赛的拳手掌握“金钟罩”和“铁布衫”？如果他们真的学会了这些功夫，何惧外国对手的重拳呢？别说黑人白人了，即使泰拳手的抗击打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望尘莫及，不承认不行啊。

灵敏度：武术的出击和闪避，越短的时间内完成便越有优势，这里面包括条件反射速度和动作完成速度。在拳台上我还没有见过中国人与外国人真正的较量，但在足球场上篮球场上类似条件的较量并不鲜见。在运动场上除了拳击之外，最需要反应速度的可能是足球守门员了，中国守门员别说没有世界级的，甚至属于动作反应最慢的那一类。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没有谁能象阿根廷的马拉多纳、巴西的罗纳尔多、英格兰的鲍文、意大利的罗西等诸多西方球星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晃动过人的。而看过NBA比赛，你就明白，中国篮球运动员们很难象小皇帝詹姆斯、闪电侠韦德、湖人的科比那样以绝对的速度和灵巧突破上篮的。

智慧：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强项。相对前三项而言，“智慧”是较为重要，但同时又是较容易学会的。说其“重要”，是因为所有条件都很优越，却有些弱智的人，是赢不了对方的；说其“容易”，是因为“智慧”是逼出来的，在农贸市场摆摊的老太太即使没有读过一天书也能飞快地把分廛心算得一清二楚。中国人没有那么泛厄泼赖，如果需要，革命的两手与反革命的两手照用不误，而老外就木纳得多了。

这几方面的情况一经分析比对，那武师傅既不否认我得出的结果，却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明晰地认识到我原先还有些朦胧的认识的正确性。

其实，中国功夫早就应该从被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所神化了的境界回归本来了。你认真看一下央视五频道搞的《武林大会》和河南电视台弄的《百姓擂台》吧，什么“南拳北腿”，什么“飞檐走壁”，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什么“内家轻功外家神力”的，不过如此。我这么说吧，派一支古巴或伊朗的体重大一点的摔跤队来，或是日本的相扑队来，中国的拳手还想留在擂台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喜欢立门阀搞帮派。我曾听一个留美同学说，“六·四”那会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夜之间成立了许多民运组织，事后一数，竟然有八百多个团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人数才有多少？再看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产量不及人家一个零头，企业数量却是全球同业相加的多少倍！

门派虽多，竞技实战机会却少而又少。于是乎，王婆卖瓜，越吹越神。这便出现一种不堪一击的假象：越老越好打。谁都知道，再厉害的泰森，稍长了两岁，就成了“前拳王”了。而中国武术各门派中的掌门长者，往往武功最为高强。光说不练，岂不有“强”之理！实际上，别说体能占主导地位的武术了，即使脑力竞技的棋类，如象棋十届全国冠军胡荣华，围棋棋圣聂卫平，一过而立，就已力不从心。岂有越老越好打之理？

当然，从刘翔和易建联身上，我们也看出中国人与黑种人白种人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首先要承认差距。这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很难。而对习武的中国人来说，则难上加难。

那位武师，还在教武授徒，还在将中国功夫“甲天下”的思想往下传。成龙李连杰们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仍然不会与人实战的。中国人还将继续在自己的影视剧中横扫外国对手。但是，我坚信，中国奥运代表团中拳击队从教练到选手，都不会因此而将目标设定在夺魁上的。

王宝强因在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饰许三多一角而大红大紫，更因在电影《集结号》演姜茂才更锦上添花，再加上他此前于《天下无贼》扮的傻根，这组群像被“热捧”，似乎是暗示我们：在中国人心中，我们已经开始“返朴归真”了。果真如此，当然是件好事。我们的社会，如果人人都精明透顶，凡事都计算小数点后多少位数，那就完玩了。

王宝强“傻”的系列形像之所以受到“热捧”，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可否认，对一个国宝的发达，一个民族的强盛，“傻”比“聪明”好。不信，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早就发得不清不楚的日本。

日本人之傻，比王宝强是有过之无不及。二战末期，他们在菲律宾的有些小部队，因为没有接到投降的命令，一直坚持在丛林里打游击，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派专人去当地宣布命令为止。我与我的一个日本同学第一次认识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要骗我呀，我会相信的”。在工作状态中的日本人，每个人都可以与我们的国家级劳动模范媲美……

冯小刚康洪雷们，显然已经意识到，王宝强之“傻”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并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吹。不过，在我看来，这是只能是徒劳的。很可惜，王宝强的角色，只能在影视中存活；王宝强这种人，只能在偏远的穷乡僻壤中存活。不要说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即使雷锋还活着的社会风气那么清爽的当年，就有人叫他“傻子”了。不要说平头百姓不能学王宝强了，就是王宝强本人，再想“傻”下去，也已经不太可能了。这有些像政府当年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女排精神”似的，颇为搞笑的是，所谓的“女排精神”连中国女排自己也无以为继，全国人民又如何学得了？

值得忧虑的是，那些受到王宝强影响而又涉世不深的青年，如果真的将王宝强的银幕形像当成楷模，那就非要吃些苦头不可了。被鲁迅称为“吃人”的中国传统和被柏杨叫作“酱缸”的中国社会，无论你多傻，如果不能百炼成钢地变得聪明起来，那你根本就不配存活下去了！

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听过的一则故事：有一个傻得娶不到媳妇的老光棍，反复做着一个梦，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天下的女人都不能不爱他了！

真的，除我之外的天下所有聪明人都变傻了，那我该多幸福啊！

可惜，我是中国人,我不傻，所以我不期待梦想成真。

         舞之最佳境界，即：和谐。

        环境优雅，旋律缠绵，灯光醉人，舞伴漂亮……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浪漫氛围，让徜徉在起伏乐曲中的一男一女，享受琴瑟和谐的二人世界。

        美学理论告诉我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生成了美。

        确实，普通人的生活里，真不易寻得较跳舞更富于审美的情趣了。

        异性相吸，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社会秩序却将男人和女人限制在各自的亲密距离之外。这就使男与女处在一种欲近不能，欲远不舍的矛盾中。跳舞，则令人得以“合法”地突破“男女之大防”。女，轻轻搭着男的肩；男，款款搂着女的腰。你我不论相熟悉与否，却能手捏着手，身贴着身，步调踩节拍而一致，呼吸随旋转趋同频。这种男女二人的“统一”，真美不胜收！

        弗洛伊德将美之源泉归结为“性欲”，当然值得商榷，但若将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用于舞场审美，却不好驳他，否则，为何同性而舞不如异性伴舞来得美妙？舞之魅力，正在于能与不同的异性共享乐曲中的和谐。

        其实，日常生活中，社会道德使人除配偶外，无权侵入其他异性的亲密距离，而夫妻之间由于无亲密距离之限，又使这一配对失去了新鲜感，人只好以意志将自己禁固在一个“必然王国”里，于是活得很累很累。跳舞，则为人提供一个到“有限的自由王国”去放松一下的机会。

        很难否认跳舞过程中“性意识”的存在。人不是动物，动物的两性活动是受体内激素驱使的本能行为，它需要直接的触觉、嗅觉、视觉等条件剌激。而人则受到道德文化的影响，性行为也打上了思维活动的烙印，并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身的冲动。但由于跳舞将人所需要的思维审美和动物所需要的感官剌激熔于一炉，这舞跳着跳着就很难不跳出心跳来。所以有人明言：怕离婚，别跳舞。所以在我们国家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舞是禁跳的。

        凡热衷跳舞的人，都知道“跟配偶跳舞最无聊”的道理，这确实令人无可奈何。擅于审美者明白，有距离才有美。“夫妻不舞”正是因为夫妻没有距离。不过，有修养，有生活阅历的人更清楚，好舞伴，并不一定是好夫妻；好夫妻，肯定不是好舞伴。真正能享受跳舞乐趣的，是那些能够把“舞伴”和生活侣伴分开的人。舞蹈中的和谐，追求的是一种辉煌；生活中的和谐，追求的是一种宁静。生活的宁静衬托出舞蹈的辉煌，舞蹈的辉煌点缀生活的宁静。跳舞是艺术，而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何必因为艺术高于生活而屏弃生活去自欺欺人地把跳舞当作人生呢？

        拉丁舞的狂放，摩登舞的高雅，将舞者从不同的途径带入艺术的仙境，让音乐的流水托起二人之舟，在两颗心的共震中来一番返朴归真的碰撞，将灵魂的火花洒满舞池，令男人和女人在寂寞人生中获得一点点身心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

        心，只要不跳到舞场之外，何妨一乐？！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足球是由不同国度的人踢的，难道也会有“足球的国格”？为了考证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同处东亚，同文同种，足球亦在同一水平的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以探究“足球的国格”。

        日本人踢球，每球必抢，咄咄逼人，再弱的日本球队，也必会抢攻不止，使人忆起他们当年为竟然胆敢偷袭美国人的珍珠港。整埸比赛，日本人无论比分落后或领先，向前势头不减，就象二战时一个偌大的中国已够日本穷于应付，而鬼子们却占领中国尚不够，攻下东南亚仍欲壑难平，非发动太平洋战争弄得自己尝到原子弹的滋味才觉过瘾。日本足球给人以不怕输，不服输，不知道什么是失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的感觉。

        列强随鸦片进中国，第一印象有二：“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此言虽差，但诠释中国足球却歪打正着。中国球员确有“病态”：冲撞总处下风，遇阻便要回传；缺乏组织，各自为战；一旦领先，即缩回防守，象得着自己不该得的，巴不得马上吹哨完埸；若是落后，更炸了营般慌乱，稀里糊涂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上到华山，方才有展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的可能，但往往为时晚矣。

         从历史看民族精神，再推敲其在球场上的表现，似乎，充满侵略野心的民族擅打攻势足球，处在被侵略地位的民族则习惯于守势？以此解释英国、荷兰、西班牙（曾是海上霸王），德国、意大利、日本（二战轴心国）等的攻势足球为何犀厉，以及中国足球内战还凑合，外战则“心理负担过重导致技战术水平无法正常发挥”的深层原因，不知成立否?

        中国曾是小农经济的封建国家，家长制根深蒂固，这为中国足球打上烙印：上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组队方式，任人唯亲，一旦形成“张家军”“李家军”，他人便难插足；下层，服人不服理，抱成团伙，为共同利益而排斥竞争。由小农经济分配方式养成的恶习，自私自利加目光短浅，关起门来窝里斗绝不因列强兵临城下而减弱丝毫；足球并未因为职业化而有所进步，“假球”、“黑哨”屡禁不绝，“司法介入”如同儿戏……

        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教会日本人如何看待人材，甄别优劣并毫不留情地优胜劣汰，以将人的精力导向极限较量，其“团队精神”又使球员将球队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教练清楚，为球队赢得荣誉是他占居教席的最高意义；球员知道，自身职业价值在于显示出较对手更优的技战术水平。大家明白，荣誉后面的是自己的付出所换来的丰厚的物质回报。

       中国的改革虽在体制上成效显著，毕竟未触及国人灵魂深处小农意识的桎梏，文化素质极低的中国足坛在此表现得犹为夸张，偏国际绿茵埸上与中国对垒的是将当代文明的精髓武装到脚趾头上的对手们。而日本人保留了自己民族性最有价值的素质──由生存危机感而引发的狂热进取意识，又象引进西文先进技术一样，将泊来之足球揉入大和精神，除非他不喜好足球，一旦将目光聚焦在足球上，这个民族必后来居上无疑。

        中国在计划经济轨道运作多年，足球管理手段滞后，行政干预仍是主导，诸如体能测试、人事关系、幕后交易、黑箱操作等，除了球员收入外，仍远远落后于国内那些拿到国际上去绝非先进的不少行业，更难与国际接轨。所谓足球体制的改革，不过是“把‘大锅饭’改成‘大锅肉’而已”。职业化坎坷艰难，请来洋教练，结果却证明人家“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足球已成为社会的一个“黑洞”，中国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未被成功地导入足坛。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运作的有效手段，已溶入日本职业足球的建设，联赛组织，球队管理，球员转会，外籍引进，媒体广告等都驾轻就熟地全速进入正轨。短短几年间，日本足球在亚洲展示出来的新面貌，已使得十年不鸣的中国足球几乎再没有鸣叫的机会。

        市场经济的成功，似可反证为何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足球从未捧过世界杯。而发达国家的富庶，又掠去全球最有价值的球员，中国人空喊“冲出亚洲”多年，日本人一上来就胆敢承办世界杯比赛!从亚洲杯上可见， 日本足球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其目光已经超越了亚洲；中国足球则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悲剧之中，恐韩不算，现在还恐伊，恐日，恐沙……

        讲究个人身体对抗和集体配合意识的现代足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去甚远。如果国际足联能把足球改成当年高逑踢的那种球，别说日本人了，就是巴西的贝利、阿根廷的马拉多纳、德国的贝肯鲍尔、荷兰的克鲁伊夫，也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近来也怪，依稀记得的一首曲子，频频于耳际缭绕。那是多年前春节晚会上听毛阿敏所唱：“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初闻此曲，未究其词蕴义，如今翻出嚼味，却留意到，词作者竟将“朋友”喻为“蝴蝶”。何来是比？

　　我对花鸟虫鱼之类，一向不大在意，并非因忙而无暇顾及。我喜欢旷野荒蛮，愿把朋友看作互相追随的野马，或比翼长空的苍鹰。绝难想象，如我般粗糙的人生，竟会有蝴蝶般轻柔的朋友。

　　可能年龄渐长，从前的方刚盛气消弥，如今已平和恬淡了许多，再到郊野散心，已不大做踢山欺水之事，只好找一处向阳的林间花丛，卧于草上，让太阳晒净体内杂念，放灵魂去啜吸大自然之精华。

　　就在放任形骸间，我注意起在花缝叶隙穿绕的蝴蝶。

　　蝴蝶的形状大同小异，颜色则千变万化。世界上的花卉有多少色彩，蝴蝶就有多少色彩。所不同者，再绚丽的花朵，一朵花的颜色毕竟单纯，而哪怕再朴素的蝴蝶，色调也不随便，何况那些斑澜瑰艳、慑魂夺魄的仙妖之蝶呢？我想，大凡鸟兽虫鱼都要与同类争奇斗艳，所以，其色彩的变数组合已经令人眼花缭乱，而蝴蝶则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她的对手是万紫千红的草木花卉啊。

　　蝴蝶飞舞的动作虚幻莫测，其双翼扇动频率极不稳定，飞行路线更是飘忽闪烁，一忽儿定格空中，一忽儿打着旋儿翻上坠下，迅捷时快如闪电飞镖，慢起来婉似和风飘绒，再智能的计算机，也无法描绘其飞行轨迹。假设人的思绪能够成功地追踪蝴蝶，那么，其逻辑应该是“沉静”与“欢乐”的交替重复。

　　如果你的视线在赏花的过程中被飞来之蝶打扰，最初感觉便是：咦，怎么飞起一朵花？再看那飞花，蓦然间你耳畔乐感连绵，当是《梁祝》的旋律，你仿佛看见梁祝双双在花间游戏。若飞来的是群蝶，那岂是区区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和梁祝的二人世界所能容纳，非千古绝唱的《红楼梦》不能函概，只当是林妹妹泪颂一阕《葬花词》：花落花飞飞满天……

　　《庄子·齐物论》告诉我们“庄周梦蝶”之典，是无为？是虚幻？是庄周做的梦？是蝴蝶做的梦？不得而知。其实，知之何益？反正人生如梦，谁不愿美梦成真？反过来再想，不如“难得糊涂”。蝴蝶却没有这般烦恼。你看她，纵情花蕊，随风舞戏，多么逍遥，何等自在。

　　我似乎开始解悟歌词中将“朋友”比喻成“蝴蝶”的初衷，那种绚丽，那种欢乐，那种如泣如诉的遐思，那种可遇不可求的碰撞……

 多愁善感之人，大都喜欢春风秋月，山水花草什么的，似乎非此不能移情寄恋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得上“多愁善感”？从外型和性格来看，我应该划到爽直、粗放、不拘小节的一类。不过，我比谁都清楚，自己内心的那种细腻、敏感、遇事不易释怀的劲儿，一般的人还真的没有呢。

或许正是因此，我既欣赏“大江东去”的豪迈，也钟情“小桥流水”的婉约。

    年龄大了，渐渐对“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直白，兴趣不大，而是渴望一种“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韵调。是否看得见摸得着似乎已不再重要。我所企盼的，是恬静之夜，独坐阳台，任轻风拂面，透过紫薇摇拽的枝叶，望一轮弦月，想那或是过往，或是时下，或是未来的交流，信马由缰，任心底淡涩的思绪四溢。

我不知道何人能帮我进入如斯境界？

在我的想象中，她需得具备相当的灵秀，这种灵秀既是“天然”，却须经历后天“薰陶”，她斜依在那里，无一丝儿做作，充满书卷气的安详，让周围的一切都寂静下来……

当然，若仅仅是一个“静”字，并不合适于我。我的挑剔在于，平静之余，她应该有能使我热血沸腾的能量，去引导在我血液中流淌的原始野性，朝引人入胜的方向冲动雄起，以风驰电掣的迅猛，使生命获得能动的渲泄。

我一旦进入她的磁场范围，便会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既是精神的慰藉，同时又是生命的勃发。

真的，春天的风，往往被视为：“暖风”，正所谓“暖风薰得游人醉”。但春天并不都是“暖风”，因为乍暖还寒。我喜欢在“寒”中来体会“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春意”，才会源发出“惜春”，“爱春”，“争春”的情绪。

我不大愿意在春天的时候去赏花，一半的原因是那时春游的人太多，另一半的原因是春天竞放的花儿太多。人多心烦，花多眼乱，实在没有必要去凑那个热闹。我喜欢在人少的时候，去郊游巡访那些独个儿默默绽放的花儿。我感觉到，这花儿就是为了我才开放的，我一个人享受了这花儿。

九里香那浓浓的香味常使我敬而远之，玫瑰花的大红大紫也令我不能注目，木棉的粗俗，含笑的做作，也都不符合我的习惯。白天，我会为紫薇的花团锦簇而赞叹；入夜，我愿意坐在白兰树下用芬芳来洗漱脾肺。要是运气好，阳光下有一只彩蝶穿越花丛，夜幕中见一团莹火切割暗香。而此情此景，总能将我带回到儿时类似的场景中去，使自己在追忆中反刍少年的味道。

有时候，我凝视着她，眼中会出现各种幻觉，她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花；她轻轻地飘过，在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芬芳；她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洋溢迫人的光彩。如是经年，便会成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爱她时，觉得她即是空气；恨她时，认定她就是罂粟。爱她恨她，不即不离。

有道是“好花不常开”，即使是年份也有个四季转换。这可苦了我，“愁”与“感”便由此丛生。当我悲天悯人之际，或是做些“朝花夕拾”的事，或是“冬眠”中思春取暖，总之不能安生。也会不由得想，算了吧，由她去，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何处黄土不埋人呢？但是不能，大丈夫“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哪能就这样放弃了呢！

好在，春风又绿江南岸，多亏那一个“又”字，救了我。

唉，但得明月把酒，何必问青天！

读大二了，我仍非常腼腆。也怪，周围的同学都在谈情说爱，我竟没怎么去想男女之事，一门心思的读书。

实话实说，在人材荟萃的大学里，我并不算突出。不过，我体育很出色，是系的排球队长，还在系足球队守门。每当我在排球场上鱼跃救险，在足球场上飞身扑球，都会引来大群女生尖叫鼓噪。

或许正是因此，我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发现她在注意自己的？应该是第六感觉吧。

不知从何时起，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注视自己。确切地说，我感觉到的不是一双眼睛，而是来自一双眼睛发出的无形的射线，在操场，在食堂，在自修室，在图书馆……我有些不自然了。

我觉察到她的注意，是在一次下课时，那场景，我现在仍记得：上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打响了，无数同学从各自的课室涌出来，汇聚到教学楼中央宽阔的楼道下楼，往食堂去。我们下课稍迟，走在人潮后面，我从楼梯上不经意地往下望去，是一片涌动人潮乌黑的后脑，就在这乌黑之中，忽然我感觉到了一张匆匆转过来寻觅什么的脸，而脸上那双闪亮的大眼睛所要寻找的，似乎是我，但我不能确认。

于是，我开始注意她。

她，身材算不上高，但玲珑婀娜，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皮肤洁白且光泽，那时还不兴抹唇膏，而她的唇极红，瓜子型的脸，眼睛大却总是眯缝着，间或闪动长长的睫毛，便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在我打球的场合，不时会感觉到人丛中的她，尽管我打球时心里只有球而没有其他。她有些与众不同，从不像其他女生一样尖叫，也不张扬，只是默默在站在球场一隅。这令我分心，有时输球了，我会下意识地将败因归结于她。

我竭力不去注意她，却仍然感觉到她的存在。如果仅仅是在球场上让我分心，倒也罢，后来发现，这种感觉开始影响学习，我不能像从前那般心无旁鹜了。

有天晚上，熄灯后，宿舍里有人谈起女生，议论系花校花的。我对这种话题无甚兴趣。可渐渐，我意识到，议论竟然集中在她身上，我不免竖起耳朵。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她是外语系的，与我们同级，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那天夜里，我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失眠了。从此，我开始关注她。

那时的学习，确实紧张，大家都在较劲儿，我不愿意她的影子总在自己眼前晃动。但看着一些同学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在想，如果她真的在意我，不如交个朋友，说不定还能促进学业呢。

我思忖着，找一个机会，确认一下她对自己的意愿。

这个机会，很快就有了。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宿舍楼前的大榕树下等人。我们住的那幢旧楼，只有四层，男生占下两层，女生居上两层，共用一个中央楼梯。因是午休时间，来往的人很少。这时，一个女生从林荫道走来，是她，匆匆经树下走上楼梯。经过面前时，我没抬头看她。走过之后，我的视线追着她的背影上楼。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她在楼梯拐角处若是回头望，那就表明她是有心的。她一步一步走上楼梯拐角，就在身影消失在楼道之前，闪电般地回眸望过来。

我坐在树下，她站在楼梯拐角上，从树下距楼梯拐角，约二十米开外，我只觉得，她欣然回首，双目射出两道闪电，与我放眼望去的目光，如两颗以光速飞行的星球迎头对撞。我真不知如何来形容她在这一瞬间的回眸？只记得，全震猛地一震，从头到脚，仿佛被震成了无数碎块，灵魂出窍。我呆在那里，不知多久，直到同学们发觉了我的异样，喊我摇我，我才从浑浑噩噩中复苏，但已然能量耗尽，原气大伤似的。

我决定给这件事做个了断。

我还未谈过恋爱，但知道，作为男人，我想自己应该主动去找她了。但我没有把握，不怕被她拒绝，而是担心，如果真的让她成为自己的女朋友，是否能有一个美满结局？毕竟，她太漂亮了！

在去找她之前，我与同系一个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被我视作兄长的同学谈了一次。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简单地交代了一番，请教他该如何是好？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她是谁？”晚自习时，我把同学带到图书馆，以眼神指示角落里的她。我的同学摇摇头，说：“算了，这样的女孩，做不得我们的老婆的”。

我点点头。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没有再去注意她。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注意我？

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学期，听说她去东方宾馆实习时，有个台湾客商以帮她去美国留学为诱饵，把她骗上床，被公安抓着了。从此再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她的去向。

很多年过去了，只要谈到男女情爱，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她。有时，我甚至会做个假设：如果当时我的同学换个说法，“真漂亮，还犹豫什么，阿米尔，冲！”那结局又会怎样？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我不止一次地爱过，但却再也没能遇见那般令人魂飞魄散的眼神对撞。

我想，当我人生走到了尽头时，仍然存在记忆中的少许几件事情里，肯定少不了那个不知名的外语系女生在楼梯拐角处的回眸，尽管那只是瞬间的一瞥。

前不久，在报上看了一则题为“宋美龄与美国政客威尔基的一夜情”的逸事，昨天又在网上见到“希拉里也有一夜情”的报料，看后对大人物的太太们豪放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

传媒追踪公众人物的男女故事，当然是读者市场的需要，这也无可厚非。政客们的妻子也是公众人物，与演艺界当红的女星彼此彼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就抓着蒋介石老婆宋美龄和克林顿太太希拉里的“一夜情”来做文章，不但有舍近求远的嫌疑，而且还给人以小题大作的感觉。

其实，在距离我们很近的人物中，能飨读者的故事俯拾皆是。有妇之夫孙中山当年在日本是如何与其秘书宋庆龄走到一起的，这就比宋美龄希拉里等的“一夜情”要有趣得多，而更为引人入胜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经历了。

我们通过所能接触到的传媒上了解到的毛主席的私生活，那是再干净不过的了，他老人家即使在青壮年代，也很传统，堪称道德楷模，不信你看他挂在天安门上的标准像，目光是那样慈祥和蔼，不掺杂任何欲望的成分。我看过一帧老照片：一群亚非拉俊男靓女，亲密无间地簇拥依傍在毛主席身边，如沐春风似尝甘露。我想，如果是我，那可是受不了的，就算我没有那个贼胆，体内的荷尔蒙也会把我折腾得够呛！我早年对毛主席的崇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老人家掌握了帝王的权力但却绝无帝王们对美色贪得无厌的德性。我甚至还担心过，假如我不小心坐上了老毛的位置，虽不会广幸天下美女，但个别的，如宋祖英这样色艺双绝的女同志，可能就不太好过了。正因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赴革命圣地井岗山参加前，我对他老人家的膜拜之情，绝不是如今的追星族可以比拟的。

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井岗山有座赫赫有名的八角楼，那是毛泽东同志还不是主席而是“毛委员”时生活过的地方。少年时我就会唱一首歌，歌词是：“八角楼的灯光，是黎明的曙光……”在八角楼，我遇见了一位做讲解员的老赤卫队员，那天恰巧没有什么游客，老人闲着也是闲着，见我对井冈山的历史有些了解，就打开了话匣子，没完没了地述说起当年大革命时的往事，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早上，同志们见毛委员的房门一直关着，迟迟不见他起床，就推门去看，吓一跳，原来毛委员抱着贺子贞同志睡得正香……毛委员睁开眼睛，既不紧张，也没脸红，一面穿衣服，一面说：‘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和贺子贞同志，就是夫妻了。’大家就鼓起掌来……”

我听了老赤卫队员的叙述，也为伟大领袖在年轻时的罗曼蒂克兴奋不己，可后来回家翻了翻有关党史，就不对味了，因为当毛委员宣布“从今天起”的时候，原配杨开慧同志还被国民党关在长沙的监狱里呢！难为他还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后话呀。

我不知是否应该怪罪贺子贞？她毕竟是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只是贺子贞后来也难免步其前任后尘──她还在苏联养病呢，她丈夫的床上，又睡上一个叫蓝萍（后改名为江青）的三流女星。

江青同志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即使上了年纪，那身材，那皮肤，那顾盼，仍难免让我这样立场不太坚定的男人有些遐想。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到陕北，见着了顶花带露青春勃发的江青同志，岂能不觉得革命的意义所在吗？

(年轻时的江青，漂亮吗？)

对了，小时候曾听过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其中最艰难的是怀孕的女同志们……那时我尚不谙世事，就不明白，那些女红军为什么不早不晚地非到长征路上才怀孩子？

成人后书读得多了路走得多了事经的多了才知，生命越是危难的时候，求生的欲望越强烈；求生的欲望越强烈，本能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这一点你可以观察一下天灾人祸的非洲的一堆一堆的濒临死亡的孩子。在长征途中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又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安全措施，女红军们不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长征又怎么办呢？

另外，军队中哥们儿都知道“母猪赛貂婵”的故事，老毛从韶山、湘潭、井冈山、遵义、雪山、草地、延安这么一路北上，哪里见识过经十里洋场演艺圈打磨过的山东女孩江青的风情万种？连连见着母猪都冲动的军人们，面对这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集合体，再能按捺得住，那就只能用不正常来解释了。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湖南农民与上海女郎遭遇；既抓了革命，又促了生产；诸位怎么想都行……我只能认为，江青同志将领袖的太太和影视界女星两者集于一身，那“一夜情”既多且浪，十个宋美龄和十个希拉里的故事加起来，也不如她精彩呀！可我们的传媒，弃这么精彩的逸事不说，舍近求远地说宋美龄和希拉里，是不是有欠公允？

我以为，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论，最成功之处，既不是北伐的广州，也不是游击的井山，甚至不是执政的北京，而是在火红的延安，在那里，虽然经历了最艰难最困苦最卓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同时也取得了最辉煌最伟大最奇迹的胜利。这其中，毛泽东同志作为领袖的贡献，无可争议，无与伦比，无以言表。但党史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江青同志在毛主席身边起的作用，即是那种令毛泽东同志从党的普通领导者走入世界伟人行列的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作用。

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日前读报，见一头条大标题：“如果世界只是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太单调了吗？”读罢忍酸不禁。我不知做此文章者是何思维逻辑？似乎我们搞社会主义，并非因为觉得这是最正确有选择，而是为了使世界多姿多彩！果真如此，我们不是太亏了吗？试想，通往罗马的道路不少，或是曾有人走过被证明为正确的，或虽无人走但却是容易预见的坦途，因此人们便选择了这些道路前往罗马，而剩下一条前途未卜的路无人问津，仅仅是为了使这路不再寂寞，我们就选择了……

游泳比赛中，有一单项叫“自由泳”，其实，最早并不是这个叫法，而是叫“爬泳”，所谓“自由泳”，则是让参赛者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泳式参赛，但所有参加这项赛事的选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快的“爬泳”，由于大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爬泳”，所以后来干脆就把爬泳叫作自由泳。

有没有人因为害怕自由泳赛事“太单调”而改用其他泳式的呢？据我所知，从未有过。其实，最初我一直以为，运动量最大的“蝶泳”与自由泳有得一拼，我自己尝试了一下采用蝶泳与自由泳进行比较，发觉，正是由于运动量过大，蝶泳的初速度很快但无法延续始终，在转身之后便会因体能减弱而将此前的优势拱手让出。这说明，最初的“自由泳”赛事中，选手们肯定会以不同泳姿参赛的，但经过反复尝试并优胜劣汰之后，“爬泳”成为选手们的唯一选择。

当然，如果你是女选手，胸前的本事也挺大，且自知无问鼎之实力，不妨在“自由泳”比赛中独出心裁地选择“仰泳”，也好露那么一小手啊。我呸，傻瓜才会为了不让“世界太单调”而选择一项笨拙的竞争方式呢！照此逻辑，我们选择奴隶制度也是可行的啦？照此逻辑，有人也可以因为世界太过安宁，扔个原子弹热闹一下的。

倒退回文革，我非得打个小报告参他一本：“如果世界只是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太单调了吗？”其潜在台词，是不是想说“如果一国只是一党执政那岂不是太单调了吗”的意思呢？

我们可以选择参加自由泳的泳姿，但我们无权选择“主义”。没有选择权已经是憋闷的了，何必为此而叫好？

我靠在沙发上看一会儿书，便瞌睡起来，似睡非睡间，我来到一处熟悉却记不清是哪里的地方。这场景既像植物园的亚热带荫生植物棚，又像西双版纳原始丛林，总之满是高大的盆栽或树丛，且不很真实。我细瞧，林子里那些树，确切说，似过年广东人家摆的金橘，竟长成大树，但没果实，枝叶疏落，从叶缝中透出一柱柱阳光，光影里升腾起雾霭……我朦朦胧胧毫无目的地在橘林中徜徉，依稀听得人声由远及近，猛然间，我浑身一颤，汗毛炸起：那声音分明是父亲的呀！我快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终于，从疏落的枝叶缝隙，我看见了一个老人的背影：他佝偻着，上身穿一件文化衫，下身着一条灰白的沙滩裤，边走边自言自语着。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也顾不得听，加快脚步去追，眼见追上了，他却一转身，潜入林中没了踪影，急得我拖着哭腔大喊：“爸爸，爸……爸……”喊出的声音连自己也觉奇怪：从自己嗓子眼里拖出来的腔调，竟是很多年前，自己还在幼儿园时的稚嫩童音！

骤然惊醒，浑身已被冷汗湿透。我就这么在沙发上半躺半靠着，直到天黑下来，想哭，却又没有泪。梦中父亲在橘林中穿行的背影，一再幻觉于眼前，同时交替出现另一场景：父亲躺在殡仪馆的玻璃棺里，自己和弟弟，掺扶着母亲，久久伫立在旁，不忍离去，母亲边哭，边不停地唠叨：“他爸，长长的路，你慢慢地走……长长的……路……慢慢地……走……”

近来，我不时会想起父亲，尤其无意间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父亲当年清秀俊朗，我曾为不像父亲像母亲而懊恼，可现在上了点年纪，却越来越像年迈的父亲了。我看见镜中的自己，如同看见父亲从镜中看着自己。由是，便酸楚难禁。

我记性极好，但在记忆的起点上，尽是母亲和她用武汉话称之为“婽婽”的老人，是她把我带大的，而父亲的印记不多。父亲年轻时，好像不大理睬我和弟弟，最初对父亲记忆较为清晰的一幕是：周末，父亲到幼儿园接我和弟弟，路过院里的冰室，我和弟弟吵着要吃雪糕，他拗不过，把我们带了进去，给我俩一人买了一盏雪糕，却不舍给自己也买一盏，只是看着我俩吃。

我小时淘气，父亲也会打我，不过也就打两下就完了。有一回，我与邻居小孩在天台玩火，几乎酿成火灾，我知道闯了大祸，一顿臭揍难免，就先自回家，拿起父亲的皮带，自打自受试了试滋味，等父亲回来，果真拿起皮带，狠抽了我几下，我屁股很痛，却比我预期的还稍轻一些。又一回，我在学校闹事被处分，老师把我和处分通知一起送回家，父亲接过处分通知，当着老师的面，气得混身发抖，我以为要挨揍，吓得缩成一团，但父亲只是从牙缝挤出三个字“兔崽子……”他眼眶里溢出几滴泪水，这让我觉得比挨一顿暴打还疼。

父亲曾是军区医院放射科总技师，精通医疗机械和无线电，曾一度被视为军队在X光领域里的技术权威。起初他曾想让我“子承父业”，但我对父亲的工作始终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勉强。其实，父亲是那种动手能力超强而理论底蕴有限的人，他带徒弟，往往是手把手地教你做，让他放下实物给我这样的孩子做讲解，太难为他了。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悟到：干得好，不如写得好。因为在我大一点以后，父亲曾对我感叹：“人，要想上去，工作干得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把干出来的成绩写出来。你只有写好总结，工作才能得到领导承认啊”。我猜，父亲一定是做出了很多成绩，却不擅总结，结果，成绩都成了那些能写会吹的同事的功绩。父亲似乎并不记恨那些将别人的功绩写进自己总结的同事，反而时常向我夸他们：“你看人家，汇报总结写得多好，逮着个机会，他就上去了”。

 父亲在伪满年代曾读过“高小”。不过，在那搅乱了人的正常思维的年代，对于成长着的我们兄弟来说，父亲已经不清楚让我们学什么好。那时节，大字报铺天盖地，擅长毛笔字的人吃香，父亲希望我能练成一手好字。为此，父亲隔一两年，就请远在武汉的外公来广州，在假期里教我书法。

外祖父是个极干练的老人，他幼时家贫无钱读书，以其聪明和勤奋学成两样本事，写得一手好字和打得一手漂亮算盘，并以此在旧社会做店员养家糊口。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读书时缺文具，没钱买，外祖父就帮人商铺写个牌匾，换些文具。父亲极希望我能把老人这笔好字继承下来。

外祖父显然不适于搞教育，他下功夫教我，却总教不好。当然，这里也有我对写毛笔字无甚兴趣的原因。外祖父为我选了一套钱南园古帖，字很大，是从碑上拓下来的，笔画遒劲刚猛。老人觉得学此字体，可一步到位地把字练成。我每日里在老人监督下，照葫芦画瓢地往旧报纸上写，老人回武汉后，父亲有空就坐在老人留下的位置，看我练。那时我们都玩疯了，哪有心思练字？父亲忙，也顾不了我那么多，我能偷懒就偷懒。父亲因此给我定了量，每天必须完成多少字。我会将从前写的字，改个日期，当作今天的功课来应付父亲检查。当父亲风我练字经年却无进步，才意识到我所做的手脚，少不了动用家法。如此这般，磨了几年，我也慢慢长大了，父亲看我终究是成不了书法家，也就慢慢“淡忘”了让我练字的事。

父亲性格较内向，不善言表。我为人父之后，可能出于职业缘故，不管儿子听得进听不进，总喜欢长篇大论地对他讲一番道理。而在我记忆中，父亲极少与我讲道理。父亲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谈话，仅一次而已。那年我15岁，期末考试几乎全部不及格，父亲看罢学生手册，长叹一口气：“你也大了，我也不打你了，你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啊？”父亲用一种极忧虑极沮丧极无奈的目光盯着我。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但却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亲高兴。我人生的奋斗，那一刻便成了起点。

作为长子，我深知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愿，他像众多的中国父亲一样，期盼我能升官发财，但无论我如何努力，却终究不能满足他此愿。不过，从小到大，我也实实在在做过几件令他骄傲的事。

从幼儿园升小学时，有三家学校供我们选择：军区后勤部群英小学，盘福路小学和西村小学。群英小学作为军队子弟学校，其条件当然要比地方上的小学优越得多，而且还住校。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读群英小学，但名额有限，考试极为严格。幼儿园的毕业班参加了群英小学升学考试，仅考取三个人，我为其中之一。许多叔叔阿姨向我父母祝贺，父亲的脸乐成一朵花。

有一年的暑假，院里孩子们出板报，要写几个大字，有人提议让我来写，孩子一致同意。于是，有人铺纸，有人磨墨，还有人给我搧扇子，我端着架势，似模似样地挥毫泼墨……当夜里我睡了一觉醒来，听得父亲对母亲说：“今天，我看见院里的孩子们围着老大，看他写字，那字写的，快赶上我老丈人了，哈哈。”

父亲读书不多，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在我年幼时就对我说：“儿子，我们张家祖祖辈辈都没人读过大学，你要努力啊。”他还要求母亲节约每一分钱，说：“我们再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上大学！” 我第二次参加高考，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竟然一举中的。我不清楚父亲在单位里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耀，但我想，这一定是他自打生下我这个儿子以来最高兴的一次吧。

如果我能开一部奔驰回家接上父母在干休所大院里兜上几圈，如果电视新闻中能出现我代表政府接见外宾的镜头，如果我作为英雄而不是烈士被传媒广为宣传，必定会让父亲获得更大的满足，但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为此多少有点歉疚。不过，我想父亲不会怪我的，就像他的孙子将来若不能当个省长市长或董事长总经理我不会怪儿子一样。在我看来，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应当是比自己当爹的进了一步，就行了。父亲希望我能成为张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而我不仅本科毕业，还留学日本读了研究生。将来，若我儿子能读一个博士，我心满意足。

我从幼儿园全托，小学住校，中学毕业后离家，几乎没在父母身边长大，加上父亲既不善言表也不苟言笑，我与父亲相处交流的机会实在不多。我断断续续获知的关于父亲的生平是这样的：

父亲是家中六个孩子的老五，在三兄弟中排行最末。本来父亲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但这个弟弟在幼年时即饿死了。祖父号子先，从山东闯关东到东北。祖父应该算是个民间手艺人，为庙里画壁画和塑泥菩萨谋生，技艺精湛，家里也置下几间瓦房数亩田地。祖父悉心栽培了长子，投资让他读书，可我那不争气的大伯父后来竟吸上大烟，屡教不改终被逐出家门。祖父将手艺传给二伯父。

我见过一次祖父，他身材高瘦，那时已八十多岁，留一缕山羊胡子，说话慢条斯理，举手投足无不拿捏讲究，颇有些仙风道骨。父亲说祖父教子授徒，话不多，爱打人，你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一巴掌已搧到脸上。

虽然祖父是闯关东出身，但“闯”的精神却未能传给儿女，除父亲一支，其余叔伯姐妹均散布在乡下半径不出百公里的范围内。其实，甚至我父亲也没多少“闯”的精神，他之所以能够走出那个小圈子出来闯世界，还颇有些戏剧性呢。

那年，作为解放区的松花江流域刚刚搞完“土改”，农民们“打土豪分田地”闹腾得不亦乐乎，分完地主分富农，地主富农该打的打了，该分的分了，余兴未尽，结果，连像我祖父这样有点田产房产的手艺人也不能幸免，也被“共了产”。抄家后，一家大小很是紧张，祖父带着我二伯父急急地避走他乡打工去了。这时，村里妇救会主任找上门来，说是“动员”我父亲参军。那年父亲刚满二十，因是家里“老儿子”，备受我的祖母疼爱。一听说叫我父亲参军，吓得祖母和我姑姑婶婶姨姨们屁滚尿流。曲波的名著《林海雪原》所描写的奶头山威虎山夹皮沟，其实就在父亲家乡那一带，而坐山雕许大马棒谢文东郑山炮诸多匪帮，当时就在那里盘踞。父亲曾对我说过：“那一带土匪，枪打得贼准。过去人戴的瓜皮小帽，顶上有颗红珠子，土匪甩手一枪，就能把那红珠子打掉。我们屯参军的，都拉去打土匪，十个有九个回不来。”我祖母找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可妇救会主任非要父亲去不可，不答应她就赖在我家不走。我二姑是个机灵女人，见这架势，就让父亲答应下来，说是收拾收拾明早就去。妇救会主任这才笑着离去。她前脚走，父亲后脚就背上行李，连夜躲进了大山去，算是逃过一劫。

正所谓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父亲在深山里干砍树伐木的苦力活，到一九四八年开春，因为思念我奶奶，偷偷下山溜回家，可这回他前脚进家，妇救会主任后脚就堵住了大门，还带来民兵，说：“摆在面前的有两条道让你选择，要么参军，要么当反革命抓走，看着办吧。”祖母和一班伯母姑姨们抱着我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一点辙也没有，父亲就这么被民兵用枪押着“光荣入伍”了。

虽说父亲老实巴交，但当年毕竟还是一条血气方刚的东北汉子，对那妇救会主任的蛮横不满不服，心想，要是自己就这么当兵，名字还得记到妇救会主任的功劳簿上，岂不太便宜她了？心一横，在前往兵站途中，趁民兵们不备，开溜了。父亲不敢回家，又不能进山，实在无处可去。那年月，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可一人逃跑全家就是反革命就要遭殃，所以，唯一的生路，还是当兵。父亲与妇救会主任赌一口气，要当兵，也不能在她帜下当兵。父亲便跑到邻近另一个小镇上参军入伍。当父亲回家去与亲人们告别时，那妇救会主任再次闻讯跟来，一看父亲身上的军装，一句话没说调头走了。后来，家里未能享受军属待遇，就是她使坏报复。

父亲走后，祖母因为思念和担心，终日以泪洗面，后来竟哭瞎了眼睛。我见着祖母时，她老人家抚摸完父亲的脸，又抚摸我们兄弟的脸，干涸的眼眶已流不出泪水了。当全家人，包括伯父伯母三姑六姨以及兄弟姐妹们一大屋子人聚齐时，祖母已躺倒坑上，叫祖父拿过一条白毛巾盖在脸上。祖父解释：“你们娘她满足，现在可以走了……”那时我不谙世事，但此情此景，直到今天，仍深深印在我记忆中。

父亲运气好极了，因为是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当的兵，他所在的部队没有进山剿匪，而是开赴牡丹江休整。又因为父亲有些文化，人也机灵，连长叫他当卫生员。更因为几次战斗打下来，父亲表现不错，就被抽调到合江军区卫校接受了短期培训，然后分派到野战医院工作。父亲觉得，自己能够在战争年代存活下来，没有作为战斗员而是医护人员最为关键。他曾告诉我，渡江时，见“长江里到处漂着死人，连江水都被染红了”。听母亲说，父亲的部队在九江的一场血战中，伤亡惨重，父亲几乎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击中，全靠一个战友舍身掩护，而战友却死在他身旁。接下来，父亲因表现突出而得到上级赏识，于一九四九年被选派到中南医学院学习了三年X光放射技术，由此成长为一名军医。

我见识过我的那些从未出过远门土得掉渣的伯父伯母姑姑婶婶姨姨们，从他们看我父亲的眼光里，我明白了出来与不出来的意义。我也与叔伯兄弟们交谈过，清楚我因为是父亲的儿子而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临离开老家前夜，我与兄弟姐妹们唠嗑，一位年长的堂兄得意地诘问我“世界上什么武器最厉害？”我和弟弟异口同声答：“原子弹。”那帮兄弟哄堂大笑，笑够了，纠正我们：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原子弹，是燃烧瓶。他们解释，燃烧瓶就是往喝完了酒的空瓶子里加进煤油，用棉花塞住瓶口，再点燃棉花，把瓶子扔出去，落地后瓶子碎开，煤油洒一地，“一片火海啊，厉害极了！”这以后，我偶尔会想，我们真是幸运，因为父亲把我们“带了出来”。

我自己做了父亲后，渐渐明白，做父亲，不只是把孩子“带了出来”那么简单。父亲教了我们不少东西，准确地说，父亲的基因遗传给我们不少东西。

父亲极善良。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拿着弹弓，跟小伙伴们一起，到树林子里去射鸟。我射术精准，不时会提着射落的鸟在院子里炫耀，这时若被父亲瞧见，会厉声喝斥：“鸟儿在树上活得好好的，你把它打下来干什么？那是生灵啊。”

父亲极节检。除了军装，父亲没什么像样的衣服。年轻时父亲抽烟，都是抽最便宜的，稍好一点的烟即使买了，也是待客用。北方人喜欢吃饺子，父亲动手包饺子时就不再做别的菜了，在父亲看来，饺子有馅，吃饺子再吃菜，太“浪费”了。父亲离休后，钱不少，花费却不多，偶尔全家聚齐，下一次馆子，也只去大排档，随便点几个便宜的菜，事后还要唠叨：“这一顿，够在家吃几天的了。”父亲曾问过我：“你知道过去地主是怎么当上的吗？一个咸鸭蛋，能吃上半个月啊，每餐饭，就用筷子点一点，意思意思就算了”。在父亲看来，节检是持家之本，否则就是“败家子”。

父亲极诚实。父亲诚实得不会转弯，甚至连一般的客套也懂得不多，从来一是一，二是二。对上级，工作中的成绩错误该讲的不该讲的都一并汇报上去，全然不懂文过饰非和报喜不报忧的那一套；对下属，该表扬时没表扬，不该批评时却批评了。由于父亲的性格，上级总是把最重的任务交给他，而提拔或奖励时又忘记了他；下属在学习技术时喜欢跟着他，学成之后便不再亲近他。

我对父亲工作不甚了解，只听母亲说过，上世纪，军区医院进口的大型先进X光设备，就是父亲负责组织装机的，但父亲很少提及这些。有一回，父亲兴致很高，从不自我夸耀的他，得意地提起一件往事：“有天晚上在球场上看电影，忽然放映机坏了，扫了满场人的兴。放映员弄了半天，修不好，结果，院长来了，看到这场面，见我坐在附近，说：‘张技师，你上。’其实我在旁边看了半天他们修机器，猜想可能是线路的问题，我去调整了一下线路开关，机器一下就亮了。”我真有些忍酸不禁。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不屑讲给儿子听，要讲就拿战争年代来说事。比如，在攻入山海关时只身俘虏了国民党一个军长；到南京时冲进总统府，坐在蒋介石的凳子上，那凳子还有些温热，可能是老蒋刚才坐过的也说不定……哈哈，讲笑了。事实上我教儿子，也像父亲那样，实话实说。父亲善良与诚实的血液在我身上流淌着。以父亲离休时仅仅是个基层技术干部；而以我日本大学研究生的学历，到退休时顶多也只能混个教职，就足证了乃父及子的传承。

在我眼里，父亲也有他的弱点。

父亲最大的问题，作为男人，却优柔寡断没有什么主意。这不能全怪父亲，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儿子”，更何况我还有一个聪明强悍在家里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母亲呢。我观察过我老婆家的情形，她们三姐妹后面拖着个弟弟，我那小舅子绝不是个有主意的人，从小到大，上面父母呵护备至另加姐姐们七嘴八舌，即使他生来还有些主意，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由母系转为父系，不是没有道理的，女人再强，也强不过男人。小到家庭，中到单位，大到国家，如果由女人持掌，强也有限。父亲人不笨，凡事都有看法，却不敢抓主意，最终还得听我妈的，等事情有了结果，而这结果并不理想时，父亲就会站出来说：“唉，当初要是听我的，就好了。”可下一次，父亲照例让母亲拿主意，自己只是发议论再加些马后炮，这虽成全了我妈的强势，对家庭对自己，终没什么好处。

父亲未能努力始终。父亲聪明且有志向，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对我说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之类励志的话，但自己却过早地转入到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人生状态。父亲搞技术，听母亲说，在与父亲谈恋爱时，看上他这个农村青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父亲的刻苦勤奋。那时的父亲，不似一般年轻人那么喜欢玩，每天下班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书本钻研业务。可惜，父亲超乎常人的斗志过早地消殒了，他曾经卓越的技术，仅仅停留在他四十岁以前的半导体和电子管时代，全无与时俱进的追求。在尚能奋斗的年岁上，父亲就把振兴家庭和光宗耀祖的希望全都交给了母亲和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自己则从旁观“加油”。母亲为此解释道：“你父亲就因为看不惯那些不学无术，却能吹善拍而爬到他上头的人，后来赌气不再钻研业务了”。以父亲的条件和起点，其人生应有更多建树和收获才是。

母亲曾让我把家里保存的一些旧照拿来扫描以便电脑存档，这让我有机会重温了父亲年轻时的风采。父亲年轻时真英俊，他在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的戎装照，毫不夸张地说，能与当年的王心刚和初登银幕的唐国强以及今天的陆毅斗靓。

父亲走得令我们悲恸，但感伤之余，又多少有些欣慰。我这么认为，因为父亲是在没有预感的情况下辞世的，这起码免去了他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

200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刚睡完午觉，母亲的电话打过来：“老大，你快赶回家，你爸不能动了。”我跨上摩托车匆匆赶回干休所，见父亲神志清醒，精神尚好，只右半边身子不能动弹。母亲说午饭时还好好的，午睡完就听他在房里叫：“老陈，我动不了了。”母亲就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要了车。我和干休所的医生一起，把父亲抬下楼搬上车，送到医院，当即在门诊做了核磁共震。干休所的医生看完拍片结果，说：“情况不算差，脑血管壁呈狭窄状，有些栓塞，血流不畅，先去病房住下再说。我们一通忙乱，终于把父亲在病房里安顿下来，父亲大着舌头说：“老大，你先回去吧，我没事。”那时，我已买好去哈尔滨的票，准备即日起程前往参加一个全国会议，见父亲这个情形，走不走？很有些犹豫。弟弟因为长年照顾他病重的岳父岳母，颇有些这方面的经验，说：“去吧，时间长着呢。”于是，我按原计划北上。

会议期间，我不时打电话询问父亲情况，家里说没什么变化，我也就放心地去了趟海参崴。在俄罗斯的四天里，因不便而没能打电话回家，直到经东宁口岸回国，一出关我就打电话问父亲病情，妻子说：“爸爸病情，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你赶快回来吧。”原本我还想顺便去一趟福利屯的，见此情形，即刻从哈尔滨乘飞机赶回广州。下飞机时，已晚上九点多了，我背着行李直奔总医院。这时，父亲已经移往深切治疗的ICU病房，病床周围呼吸机心电图仪等各种监视器等一堆，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体里横七竖八地插着不少管子，双目紧闭，随着胸脯很夸张地起伏着，并随之打出很响的鼻鼾。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淌，我真的不明白，前后不到十天，父亲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入院前，父亲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在干休所里也称得上“健康老人”。我们知道，其实父亲没那么强壮，除了多年的糖尿病，由于放射职业，吃过不少X线，体质并不太好。不过，对一个老人来说，父亲应该是不错的，起码，除了每天注射胰岛素，很少吃药。因此，父亲身体的这一次变故，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那晚，值班的是一个副主任，我向她了解父亲的情况，她说：“……脑干的整条血管都堵塞住了，成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抢救下来，也是植物人……”

第二天回干休所，我见着母亲，她流着泪，说：“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救你爸，家里有钱，再贵的自费药，也买给他用。”我向她复述了医生的话，母亲果断道：“不管他是不是植物人，只要他活着，对我，对你和你弟，就有意义。”

此后一段时间，父亲病情基本稳定，我们难免有些松懈。有一天，一个要好的朋友开车来访，我想起母亲说她很有一段时间没有见父亲了，挺想他的，就和朋友一道，开车接上母亲去了一趟总医院。这很随机的一次探望，竟成了父亲在人间与母亲和我的最后一次相会。当时母亲身体极差，我用轮椅把她推到深切治疗病房外走廊的窗前，她拼尽全力从轮椅上探起身，向病床上沉睡着的父亲叫：“老张，我和老大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我是你老婆啊！”真的，人世间不可能的事情，有时竟会以奇迹的形式出现。整个脑干血管被堵死，已深度昏迷近一个月的父亲，这时竟然瞠开双目！他一定是听见了母亲凄厉的呼唤！他还想最后再看一眼留在人世间的至爱亲人啊！然而，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烁了一下微弱的光芒，即暗淡下来，如同一尾垂死的鱼，翻着肚子，缓缓浮上水面，竭尽全力，吐出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事后我想，父亲一定知道他离去的时刻将近，或者说，他是因为等待与母亲的诀别而迟迟不肯离去。不过，当时我们为此兴奋不已，父亲毕竟睁开了眼睛，我们重燃一线生机，而无法预感这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当晚，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二天凌晨，剌耳的电话铃声把熟睡中的我惊醒，是母亲打来的，她抽泣着断断续续道：“老大……医院……打电话来……你爸不行了……”干休所的车，把母亲和我们夫妻拉到病房时，呼吸机还在叽呼叽呼地抽泣，监视器屏幕上的图像已趋平缓，两个医生围在床前做着最后的努力。医生对我妈说：“零时病情开始恶化的，主要是胃部血管大出血，因为有糖尿病，出血无法阻止，引起并发症……”一向果敢而自信的母亲，这时慌了神，我们呆立在病房前，时间仿佛凝固了，直到弟弟赶来，见此情形，让我先送母亲回家，由他来善后。

父亲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我总觉得，父亲虽然走得匆忙，但也走得畅快。他老人家无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受到死神临近时的虐待，他是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中，不知不觉地飘然离去的。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和诸位亲人，我愿意选择父亲的走法。

我还觉得，越是善良老实的人，对死亡也就越是恐惧，因为善良老实的基本动因是胆儿小。父亲曾经要求我和弟弟“不要去算命”。父亲讲过他唯一的一次算命经历：当兵前，父亲有一次遇上一个算命先生，请他算了一命，结果，这算命的竟然算出父亲只有47岁的命，父亲因此对47这个岁数十分畏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妈的，我47岁那年，整年的提心吊胆，直到过了48岁生日，才定了心。”父亲因此告诫我们兄弟：“算命的都是骗子，算得好还好，算得不好，恶心一辈子。你们千万别去算命。”父亲享年77岁，整整比算命先生预言的多活了30年！

父亲走了，母亲哭了很久，难过了很久。我不似母亲那般难过，从失去父亲的伤痛中解脱得较快。我曾因此而以为自己非常的理性，后来才知，彻底的解脱是不可能的，因为血缘的联系，阴阳相隔的亲人间思念将是永生的。

父亲生前，弟弟曾张罗，要为父母买一块墓地，因父亲得知要花几万块钱而没有应允。现在父亲在银河公墓，我们每年清明时去看他。在我的感觉中，他仅仅是没有住在家里而已，好像他还在我们身边似的。

在干休所的家里，有间房，摆着父亲的遗像，我回去时，母亲会叫我为他上香。从香烟缭绕中望去，父亲抿嘴朝我微笑。这时，我感到了父亲的满足，难道不是吗？北方一个偏远农村的苦孩子，被抓壮丁似地拉去当兵，穿过枪林弹雨，辗转来到南方大都市，娶了我妈这样一个极优秀的女军官为妻，生下我们兄弟，来后还享受了军队正师职离休干部待遇，活得比所有同胞兄妹都长久，甚至在深度昏迷的最后一刻奇迹般地睁眼与母亲道别，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了？当然，作为长子，我又会有些懊悔，如果在他老人家生前，我能混个一官半职，或发一两笔横财，也能让他脸上多开几朵花儿。真的，若不是由着性子干喜欢干的事，我也确确实实有过这样机会的啊。

如果说因从军而得以走南闯北的父亲，比困在家乡的祖父伯父已经进了一步，那么，我和弟弟比父亲又上了一个台阶，而我们的儿子，父亲的孙子们，也肯定会比前人更有出息。这些，父亲在离去之前，或多或少也都已经看到了和可以预见到的。人生的路，对母亲来说已经不长了，甚至对我们来说也已经不那么长了，但对后人来说，还长着呢。正如母亲在送别父亲时所说“长长的路，慢慢地走”吧。

无论在明天的梦里，抑或将来的天堂之上，见着父亲，我会告诉他：“谢谢您把我和弟弟带来这个世界！我和弟弟不会让您白白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我和弟弟没有让您白白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啊！

愿父亲在天堂里过得开心。

                                                                     戊子年 清明  于广州

我觉得，无论是自然界，抑或是人类社会，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场”。

我最初是在现场看足球赛时，感觉到这种“场”的存在的：看台上数万人齐声呐喊，人浪此起彼伏，你被夹裹其中，不由得不热血沸腾，以至忘乎所以，将生活中的一切一切，悉数抛于脑后……

记得，中学上物理课，老师讲过“磁场”。所谓“磁场”，即能够产生磁力的空间存在的一种场。概括地说，磁场是由运动电荷或变化电场产生的。

如果我们把足球看成是“运动电荷”的话，那么比赛中场面的每一瞬间的变化，均会出现“电场产生”，而你处在此中，便会不由自主地随之变化。由此，我推想，人群是可以出现一种“场”的：人一多，被同一件事情所牵挂，或共同集中注意力关注同一件事，就会产生这种“场”。

前些年，中国的职业足球尚自在火红火绿的年代，据说中央有个文件，大致意思是说，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来自于两个“市”，即球市和股市。中央领导要求各地管好“两市”。对此，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民是最容易被领导的，即使大跃进搞得饿死成千上万人，也只会逆来顺受，可一旦进入了某种“场”，如球场和股市，他们就有可能忘记了自己是羊，而变成了狼，真到了那种状态，别说你搞大跃进了，皇帝打个盹儿，醒来就发现自己不是坐在太和殿而是躺到太平间了！

股市我是没有进过。若倒退十年，有一个很典型的场子，我是去过的，这就是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大凡去过这种气功场子的人，肯定不会忘记，那里面群魔乱舞，鬼哭狼嚎的场面。无论是谁，只要你进了去，还想保持正常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种被报告者称为“气场”的，现在想来，不过是气功大师扮演了一个“催眠师”的角色，利用了听众们自我控制力的解除，以及相互间的影响，形成一种内心深处情绪的放肆的渲泄。这种“场”，其实是万众一心时产生的某种精神力量聚合之后的超越个人意志的能量，它能扫荡处在“场”内的一切感觉。在这种“扫荡”中，个体往往由于丧失了自控能力而处于某种“失常状态”。

如果我们能从“失常状态”来看“场”，可以援引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因恋爱而出现的“情场”。一旦进入“情场”之后，呆在里面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热恋，爱得欲仙欲醉；一是失恋，爱得撕心裂肺。无论哪种，其“场”皆因感情摧毁了理智的束缚而使个人意志处于失控状态，它是一种爱的力量，在精神濒临崩溃之际的感情“扫荡”，个体在“扫荡”中几乎完全裂变，不可理喻，不复理智。

现代研究已经证明，爱情其实是恋爱者的大脑中的一种“化学变化”。我想，球市股市，气场情场，一旦进入其中，难免产生“化学变化”，而同时同地同因产生“化学变化”，其效果将的递增是几何级数的。

言归正传。我以为，足球场正是将“人多的场”和“人想得多的场”最优选地结合在一起的“场”。

遇到关键的比赛，五、六万人的大球场挤了个座无虚席，万众心无二念，齐声呐喊，那“气场”绝对比带功报告会有过之无不及；参加关键的比赛，球员最想赢，最怕输，心思不在踢球而在比赛的结果上，一念之间，胜者王侯败者贼，其情较“情场”更烈。以此来解释足球场上球迷闹事和球员无法正常发挥水准，似乎更容易找到感觉。其实，这刚巧是球迷的“假威”和球员的“怯场”不可思议地演绎而成。

所谓“假威”，无非是自觉不自觉的一种“狐假虎威”情结。个体的是非常有限的，当成千上万的人在个体身后为他助威，或一人溶于万中间“仗势欺人”，其胆量是不能正常估量的。所谓“怯场”，则是个体进入无数双眼睛的聚焦中去，他的举手投足，都会牵动数万人的喜怒哀乐，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其胆量在群情力压之下，已难于支撑其正常的情绪了。

“场”所产生的“失常状态”，当然并不都是负面效应。心理学告诉我们，“失常”是由“亢奋”而起，“亢奋”则是“场”的必然结果。不适应“场”者，“亢奋”表现为“手足无措”；适应“场”者，“亢奋”则能使其“超常发挥”。这无疑又使“场”具备了相当部分的正面意义。

足球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巨型的球类项目运动，一方面它投入比赛者众，双方相加有二十二人之多；另一方面观看足球比赛者众，即使不计看电视实况转播的，现场观众往往也有数万之众；再一方面足球运动的规则限制了人类四肢中最为灵巧的手，而要用力量有余灵巧不足，且必须支撑身体快速奔跑的脚步。试想，近十万球迷狂热地呐喊似山呼海啸，其“场”劲势真个摧枯拉朽；十一人的战阵须得众志成城，若内中有一二人“怯场”，整队势必阵脚松动；脚部神经原处在人体神经最末稍部位，心理的“失常”很容易极夸张地将脚的“笨拙”显露无遗。所以，是否理智型，或是否容易爱心理感觉支配的民族，在足球的“场”内表现迥异。

英格兰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是具绅士风度的民族，其彬彬有礼、中规中矩、斯文高雅、和蔼可亲的教养风范，举世公认。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一旦走进了足球场，摇身一变而成全球皆怕的足球流氓。这只能解释为足球的“场”为其“壮胆”而在“失常”状态中寻求回归本能的“渲泄渠道”。相比之下，中国球员则最具谨小慎微的德性，只要不处在华山上，他们自觉不自觉总是将注意力的相当部分来感受“场”或其他东西，给人以“球员之意不在球”的感觉，越想踢好，实际上越踢不好。这只能解释为足球的“场”令其“怯场”而使之“失常”，终不能表现出应有的水平。

足球的魅力，正是在莫名其妙的“场”中，“正常”或“不正常”的演绎发挥。

周三下午，照例根据学院安排，以系部为单位政治学习。基础部的学习，照例在关主任主持下学习上级文件。读文件的人，照例由教体育的马老师负责。

基础部由中文、数学、英语、体育等几门公共课构成，老老嫩嫩也二三十号老师。每次政治学习均由马老师担纲,一来因为马老师厚道，用关主任的话来说是“大智若愚”，深得其信任；二来因为马老师带广东腔的普通话易懂且怪，能为政治学习“锦上添花”，深得同事们喜爱。

本周政治学习内容繁多，先是十六大精神把大家学得“前仰后合”，接着教育部指示又把众人弄个“东倒西歪”，除读者马老师外，听众们哈欠此起彼伏，打得不亦说乎，甚至主持大局的主任自己，虽不好同流合污，却也情不自禁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剔牙及修理鼻毛，至于读到哪里，讲了什么，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无关紧要。

“哎，中马……”教中文的小陆一声清脆，让人为之一振，“是不是歇歇？喝杯水？读了一整节课啦。”

系里的称谓，不是老，就是小，马老师三十过之四十不到，随和憨厚，小陆起头，同事们跟着叫他“中马”。这时，经提醒，他也觉得口干舌燥，放下文件，拿起茶杯，其他人也不等主任指示，伸懒腰上厕所，中间休息了。

稍息之后，刚刚坐定，马老师举文件，清嗓子，未及读，斜剌里，教务员阿黄发问：“中马，听说你最近认识了个女网友？”

众人闻声，齐齐向他行注目礼，主任亦不能例外。

马老师尴尬笑笑，红着腮，忙不迭摇头。

“别不承认嘛，那天，有人见，你在办公室用QQ与一靓女聊天，有这事吧？”阿黄言毕，与小陆相视一笑，惹得满室交头结耳。

“黄大姐，哪有的事，我是跟朋友……”马老师连耳根都红起来。

先是为马老师介绍了自己远在河南乡下的姪女，后又为他撮合了自己南下打工的女学生的关主任，适时运用一回主任的权威，正色道：“马老师，这是咋个回事？”

马老师放下文件，拿起茶杯，灌一口，答：“这……刚刚在网上……认识一女的……”

哄！办公室爆了棚一般，不谛当年观看中国申奥成功的电视直播，众人你说我讲，争相发问，群情兴奋。是啊，马老师谈过数完手指加脚指也不够的女朋友，直到今天之所以还是“中马”而不是“老马”，皆因配偶迟迟未着落。为此，小陆和阿黄还专门带他去看过《寅次郎的故事》，原指望他能受些启发，谁知他的总结却是：“寅次爱的姑娘们太漂亮。我嘛，本是中马，还是找下马合适哟。”

教数学的刘老师摆一付过来人架势：“中马，怎么认识的？”

教英语的李燕曾被马老师暗恋过，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竟也冒出一句：“她，漂亮吗？”

嘎，办公室骤然鸦雀无声，目光再次聚焦，中马苦着脸：“我连她的头，都没有见过呀……”中马老实交代，那天在网上流连，见一博主像，既无头脸，又无腰身，只一中段，但绝非秀胸，因为那胸只让人识别男女，却算不得“挺好”，出于好奇，他便进了那博客，恰巧博主在线，于是便认识，于是便获赠QQ，于是便网聊起来。

关主任想将话题拉回政治学习原轨，无奈眼下最受关注的热点是中马的网缘，只好顺应民意，听已被自己的艳遇激发得不吐不快的中马的自述。

那女孩会写诗，开门见山，先吟一首原创的《柳浪之吻》：“……清清小河//叮咚流淌//长长柳枝//飘飘扬扬//浪儿跳起//柳稍拂下//吻上了//湿湿的……

幸好，小陆在帮助中马总结某次恋爱失败时，曾骂他“不解风情，缺乏诗意”，并强迫他背记徐志摩，这次总算没有白做功课，虽是遭遇战，也算有备而来，圄囵吐枣，却恰到好处的祭出了《再别康桥》，一举占得上风。

办公室里一顿欢呼雀跃，仿佛这是基础部在十六大精神加教育部文件指引取得的一次历史性胜利，仿佛让大家看到了憋急了却找不着厕所的中马已经伴着娇美的新娘入洞房一般，仿佛……

接下来，问题多多。

阿黄问：“她是在广州？还是在外地？”

小陆问：“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老刘问：“她是秀胸还是献丑？”

关注的焦点，应该走向纵深了。关主任以长者姿态，高屋建瓴地代表大伙发问：“聊了那么久，她对你的印象，如何？”

“评价不高咧”。中马不由得沮丧，“共三句话：有点坏，有点才，有点小气”。

关主任一声叹息，整个办公室陷入低潮。

这时，自诩为“情场高手”的刘老师咳嗽了一声，缓缓道来：“在我看来，这一评论，不仅不是‘不高’，而且还是不低”。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老刘。

“首先，‘有点坏’一句，是反话。有道是‘小伙儿不坏，姑娘不爱’。男女间打情骂俏嘛，又不是评先。她要说你坏，潜在台词就是表明你勾起了她的一些‘不道德想法’……”

哗，氛围强势反弹，几乎“涨停”！

“什么是‘不道德想法’？”阿黄率先表达不满，“人家中马，那么老实，还是去年学院德育的先进呢！”

李燕按捺不住：“男女卿卿我我，既不早恋，又不婚外，不能用道德不道德来衡量呀”。

众人好一顿闹腾，方才静了下来。刘老师也不辩解，继续道：“其次，‘有点才’，实为盛誉。不是‘有点’是什么？能说你‘很有才’？‘太有才’？不能嘛。你是姚明？你是刘翔？你能‘才’到哪里？统共一首《再别康桥》，知足吧，你呀！”

此言一出，众人频频顿首。

不待老刘继续，阿黄抢道：“关于‘有点小气’的说法，也不能说是批评。你看，刚刚认识的男女朋友，是不能谈钱的，一开始就讲钱，将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说呢，你小气点,省着点，她就可以大方点,多花点嘛”。

主任以下，全系赞同，局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

下面问得就有些晕腥了，象什么“浪儿跳起”是不是表明她很浪呀？“吻上了”是不是想被你吻一吻呀？“湿湿的”是不是暗示有些事件正在发生？……

办公室内正在展开的讨论，虽不似十六大精神和教育部指示引起的反响那般强烈，也足以令走廊里过往的各系同仁在门前探头探脑。

 “喂，没要照片吗？” 小陆插言，“真笨，上次教过你的呀！”

中马抬起头，又点点头：“我见进展顺利，想试探一下，就问她要照片”。言毕，又追加道：“她答应了,给的一张还是在海边游泳的咧”。

众同事，包括老刘，无不侧目,大有刮目相看之态。

李燕追问：“身材漂亮吧？是穿比基尼的吗？”

中马低下头，又摇摇头：“身子在海里，只露个头，而且太小，看不大清楚……”

阿黄：“笨哟，你不会让她给张大一点的？”

中马叹一口气：“她说，用望远镜就能看清楚的”。

众人被他气得七窍生烟，没了脾气。

还是关主任有涵养，不太计较这套表面功夫，这时放下端惯了的架子，破天荒露出一个狡黠的笑，问了点实际的：“聊到后来，有没有热热身啊？”

全员又一次屏住呼吸，把目光锁定中马那张肉实的脸。

中马的呼吸有些急促，欲言又止，急死众人，后来，倒是中马自己耐不住：“我，我说，我说能不能，让我抱抱？”

全系异口同声：“她答应了吗？”

中马低声嗫嚅“她，她说，她说不能让我抱，只，只能，只能让她老公抱……”

曼谷假宝石和芭堤雅人妖

去泰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圣地芭提雅之前，导游把我们拉到曼谷最大的一家珠宝行──环球珠宝中心。在豪华的大厅里，最吸引人的，是从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真假宝石的差异。我惊讶地发现，人造宝石，比之自然界的宝石，更为剔透，更为纯精，也更为瑰丽，而甄别宝石是真还是假的最显见的线索，竟是观察其有否瑕疵。我不明白，除却物以稀为贵这点之外，自然界的宝石有哪方面能与人工制造的媲美？

这个问题，我在其后芭提雅看人妖表演中获得了启示。

看人妖表演之前，导游已带我们去芭提雅红灯区见识了脱衣舞。我从舞场以及街头获得的对泰国女人的印象相当欠佳，她们扁鼻高颧，黑中带褐，矮小且瘦，连三围也由于整体的扁、黑、瘦而很难洋溢出青春性感，尽管其热情较之这个国家地处赤道的气温有过之无不及。我甚至有点儿怜悯泰国人，他们因为人种资源的局限，而把在我看来不仅不美甚至丑陋的女性都奉为极品。当我带着这种情绪去看人妖表演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我看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黄昏时分，我们从泰国民俗村赶到芭提雅市中心。夕辉把斯蒂芬大剧院哥特式白色拱顶漂染上一层梦幻般的娇艳，鲜花拥簇的水池喷射出欢腾的水柱，中世纪风格的乳白色欧式雕塑环绕在巨大的拱门之前，到处都是前来观看演出的旅游者。 把观看人妖表演说成是泰国游的压轴戏，并不为过。

不知哪位团友，最先从圆形花坛处发现了人妖，我们蜂拥了过去，只见十几位人妖，拉开距离环绕花坛婷婷而立，他（她？）们正抢在开场前的片刻，伴游客共影收费像。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身着类似泳装般红色戏服的人妖，从他裸露的颈、肩、胸、腿等部位的皮肤看，雪白细嫩的程度，比之东亚的少女有过之无不及，这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黑褐色泰妹有天壤之别。身材更绝，可能因为他本是男人之故，个儿较为瘦高，尤其腿部修长，尽管双肩稍宽而胯位略窄，却反倒更能体现摩登女性的风韵。分外抢眼的是胸前那对宝贝，不但丰满之极，而且圆浑得恰到好处，既较一般女人的为大，又没有少数丰胸女士不堪负荷的垂垂之感，绝对是按照维娜斯的比例尺码定做的。最难得的是那张脸，光泽之腻润，五官之美妙，简直妙到毫端。更不可思议的是那种，一颦一笑的妩媚，一顾一盼的神彩，一嗔一嗲的娇羞，一抚一蹭的情怀，真是无与伦比，美不胜收！

我未曾如此目不转睛地看过女人，这倒不是因为眼前的“女人”可以让人“合法”地看，而是由于你的目光一旦投射过去，就再不能挪开。我慢慢地、细细地、挨个地看，发现，站在花坛最高处身着蓝色天鹅绒戏服的那位高身量人妖，当是众妖中最领风骚的一位。外形之美自然超凡脱俗，最令人赞叹的是他在安祥娴静中焕射出的那种贵族气度，他十分淡然地应对着求影的游人，举手投足无不显示出仙女下凡的居高临下，简直令人不敢仰视。不过，最受欢迎的却是另一位绿衫人妖，他也很漂亮，从那迷人的肉体散发出来的是极其世俗化的魅力，他能很自然地依偎着每一位合影者，那神情如同你的热恋情人，即使在大庭广众也能让你想入非非。我还注意到一位少年人妖，其身材相貌不算出众，可能是出道不久，显然还不太适应在众目睽睽下亮相，也正是他的这种不自然，给人以“良家少女”的感觉，让人垂怜。

人妖的歌舞，是我们泰国游中看到的所有歌舞节目中，唯一真正的艺术，不似那些粗俗不堪，肉麻透顶的黄色歌舞所能企及的，尤其是当你被那种在大庭广众把这个东西塞进那个东西的所谓表演倒了胃口之后。

经导游介绍，我们略知人妖的长成经历。若父母想使自己的儿子成为人妖，必须从三岁起就使孩子断绝与男性接触，以令其性格女性化，到十七岁左右，再做变性手术，然后不断服药和接受演艺训练，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之后，人妖才能参加表演赚钱。导游告诉我们，人妖赚钱也不容易，一个中上水平的人妖月收入为两至三万泰铢（泰国人的平均月收入为七千泰铢），而三十岁以上的人妖，就得退出江湖了。人妖退休以后很难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也无法溶入主流社会，只好群居一处，相依为命，苦渡余生了。导游还介绍了近年有泰国富豪娶著名人妖为妻的逸事，而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结局的。

中国的梅兰芳是以扮女人名垂青史的，我看过他的《贵妃醉酒》，确实动人。不过，比之人妖，梅先生给人的感觉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极普通的人妖，也比梅先生更像女人。岂止像女人，实在比女人更女人，就像假宝石比真宝石更漂亮一样。

回国的飞机上，我想起了那个“买椟还珠”的典故。

我不喜欢宝石，但我看得出假的比真的漂亮；我喜欢女人，但我觉得真的不如假的美艳。我不担心自己付了大钱却买来假宝石，但我忧虑自己迷恋假女人而陷入……

              当汔车在广从公路竹料附近驶入左侧岔道,都市的嚣噪即刻被抛得无影无踪,寂静的乡间机耕路旁,连绵群山,不尽林木,泛青水田,荡波鱼塘, 还有远近错落的村寨及啃草的牛儿刨食的鸡,让人体验着山野间才有的宜然自得。

               车终于在沙田水库边山道停下来,儿子抢先跳下车,活像只放出笼来的小鸟, 在旷野飞来腾去,一会儿跑到我跟前问:"爸,这儿比游乐场还好玩,你是怎么想起带我来的呀?"一会儿又近前说"爸,这地方叫啥名字, 我怎么不知道广州近郊有这样一个风景点呢?"再过一会儿蹿回来讲:"爸从前一定来过这个地方,是吗?"我笑道:" 现在爸爸要带你爬的这座山叫`帽峰山‘,其他问题以后再答。"

              山道陡峭依然,却非我曾熟悉的那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通向主峰的甚至是一条水泥机动车道,据说由于帽峰山是广州北郊海拔最高的山,不少电讯发射台在此建站,因而铺了水泥路。当我带着儿子沿着盘山小道爬上一座山脊,浓浓的云雾如棉絮似掩裹住山间的一切,耳鼓却仍旧装得满满的:溪瀑汩汩,野雀啾啾,风声唳唳。

              时间在不断加大脚下的坡度,喘息的频率趋快而迈步的节奏放缓,所有的感觉器官已不再朝向身外的自然界,只是在粗重的呼吸间为自己的打气:加油啊! 我望望儿子,他显然感觉到了我的目光,稚嫩的身躯立时在陡坡上躬挺了不少, 鼓着劲向上蹿出一程,就又慢下来,擦一把红彤彤小脸上的汗,却推开了我伸过去扶拉他的手。

              一团云雾被风推过山腰,半个太阳趁隙探出几缕金辉。 我停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儿子,儿子喘着粗气问能否在山坡上休息一会儿?我笑了笑算是默许了。山坡上的很多哲理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用理论知识浇灌出来的温室花朵还须放到社会土壤中去实践检验。此刻,儿子需要的不应是为父为师的指教而是自己的体验, 需要的是直面笑不出来的环境，以及与在学校里的分数落后状态竭然不同的人生竞争。

              对于既攀登过华山也征服过富士山的我, 仅用两个钟头即可登顶的帽峰山实在不算什么,但看到登上山巅的儿子如同打赢了一场世界大战似的欢快,除了分享胜利之外,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弥漫了我的胸间:由我担当领唱的一次父子两重唱在合声共鸣的高潮中品尝到了生命旋律的快感。

               下山的路上,我告诉儿子,在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季节, 爸爸是如何从帽峰山下的中学分校与几个同学出发,如何劈荆斩棘地向顶峰冲刺,如何在下山时走错了路不得不循小溪前进，而横过头顶的灌木枝桠上尽是盘着的蛇......

    儿子不吃肥肉。无论我怎样说肥肉好吃，并津津有味地吃给他看，都不能引起他丝毫的食欲。

    我发觉，不仅我儿子，如今许多孩子也都拒食肥肉。这令我甚感遗憾。我以为，若非宗教原因，不吃肥肉，人生便少了一种乐趣。

    我儿时，也是不吃肥肉的。

    从前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与现在相比，碗里有片肉，已很不错了。不过，从我记事起，我就不吃肥肉。不知是父母当时还有能力供我吃比肥肉更好的东西，抑或是我一小得过肝炎的缘故？总之，白白的肥肉一入口，就觉恶心，仿佛立即就有一只手从嗓子眼里把肉朝外推，否则非连胃里的东西都呕出来不可。

    那时，卖肉不象现在，将肥瘦分开来卖，因而，碗里的肉，无不半肥半瘦。在家还好，我把瘦的这半吃了，肥的那半挟到父亲碗里。可到幼儿园，就没这个方便，我只好把肥肉扔掉，而这若是被老师看见，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常常是在老师的监督下，象吃药一样，将肥肉混在饭里，和着泪水一同吞下。我至今记得的人生最早的事，是有一次回家度周末，外婆帮我洗衣服，见围裙的衣兜又油又臭，翻开看，原来是我吃饭时悄悄藏进衣兜，事后忘了取出的肥肉！

    我是在军队寄宿学校上的小学。那年月，美国的一个记不清叫艾森豪威尔还是杜勒斯的家伙预言“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学校为反修防修，时不时搞些阶级教育活动，隔三差五得吃一次忆苦餐。在这种形势下，谁若扔掉肥肉而又被发现了，是要上纲上线来批判的。我的那点小聪明在这儿却得以充分发挥，我发现饭堂里我固定坐的那张饭桌，座位底部有块三角木隔板，吃饭时，我乘人不注意，就将肥肉偷偷藏进去，待晚上无人，再溜进饭堂取出来扔掉，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那时，我的三个愿望：一是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二是学生们再也不必考试了；三是世界上所有的猪都只长瘦肉不长肥肉。

    我是到了中学时才真正认识肥肉的魅力的。那年代，广州的中学搞什么“农村分校”，将学生拉到农村去读个一年半载的。我头一次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生活，便尝到了苦头。分校饭堂那伙食，别说没肥肉，就是连油水也不多一滴，每顿都是白米饭加盐水煮青菜。就这样连吃了三个月的斋，吃得我饿虎馋猫一般，连看到农民的猪圈也会想入非非。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次秋收大忙之后的晚餐，我们满身尘泥地从田间收工回来，也不洗换，直接就拿碗上饭堂。我们早在一周前就获悉，秋收结束时，饭堂将杀猪加菜。当这头猪加到我碗里，已变成了三两左右的一块大肉。肉是切成块后用盐水煮的，只有黄厚的皮和白肥的肉，几乎没有瘦的成份，由于块儿太大，煮得随便，外层是熟了，里层仍残留着红红的血丝。当时早就顾不得这些了，根本来不及嚼味，我刚刚张开嘴，喉咙里从前总是向外推肥肉的那只手，此刻，几乎是圄囵地把肉拉进了肚里去，紧跟着一个腥臭的饱嗝，情不自禁地朝旷野大吼一声：“啊，真他妈的香呀！”

    从此，没有肥肉，我就很难吃得香了。

    我的经验告诉我，没有吃过苦的孩子，是很难真正理解肥肉的魅力的。

    如今早就没有农村分校了，孩子们到哪才能吃到苦呢？

    儿子喜爱拼图，从幼儿园玩到读小学，什么唐老鸭的、西游记的，拼好了拆开来，拆开后再拼回去，速度之快，还曾经在市里的一次拼图大赛上得过名次呢。

    初时我是积极培养儿子拼图的兴趣，因为这对幼儿的反应和判断大有好处。可后来，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我就对他拼图的嗜好不安起来，儿子毕竟已经到了玩更高级游戏的岁数了。一日，当儿子又在把玩哪咤三太子的拼图时，我抱回了一架地球仪。

    儿子的注意力终于从拼图移向地球仪。我将地球仪旋转了三百六十度：“你猜，地球仪象什么？”

    儿子的眼珠也旋转了三百六十度：“象拼图”。面对我询问的目光，儿子颇为自信地解释：“爸爸你看，地图上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很多很多国家，还有陆地和海洋，它们多像一堆拼图啊”。

    “你的回答很有道理”。我及时对儿子予以表扬，就像马戏团的动物在成功做完一个动作要赶紧给点儿好吃的那样：“不过，还有个特点你没看出来”。

    儿子死死地盯着地球仪，边转边看，最后还是泄气地摇摇头。

    我挪过地球仪，把大西洋移至儿子的眼前，指给儿子看：“你发现没有，如果把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的东海岸对接一下，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儿子的眼睛豁然一亮，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了起来：“呵，呵，我猜着了猜着了，非洲的西面和南美的东面，能够像拼图那样，整齐地拼接起来！”儿子兴奋极了，却发觉我的不动声色，于是用小手在歪着的大脑袋上挠了挠：“爸爸，是不是非洲和南美很久很久以前真的像拼图一样是拼在一起的呢？”

    我笑了，告诉儿子，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维格纳的德国气象学家提出的“泛大陆学说”，指出地球上的大陆原本是一个整体，后来像一个拆散了的拼图一样被海洋冲漂散开去……

    儿子的目光重新回到地球仪上，好半天，抬起头来问：“爸爸，大地又没有脚，它怎么移向四面八方的呀？”

    “这个问题提得好”。早在维格纳的“泛大陆学说”提出之时，即有其他学者如此质疑过，因为维格纳无法解释大陆移动的原动力，“泛大陆学说”几乎被人遗忘了。后来，随着科学家们对海底、地球内部以及地震等成因的逐步破解，人们对“泛大陆学说”才又重新开始重视起来。

    儿子听了我的介绍，指着非洲和南美之间的大西洋问：“地球上的陆地，要真的是从一块陆地像拼图拆散开来的话，那么，从美洲把大陆拼到非洲，要多少时间呀？”

    我告诉儿子，从海底岩浆的流溢情况来看，陆地的移动，一年最多也只是几厘米的距离。儿子听后不由得问：“那现在从非洲到南美有很远很远的距离，要移动多少年才能走到呢？”

    我对儿子说：“你看，你拼起哪咤三太子这块拼图，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地球上的一些变化，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变化，都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啊！

儿子的目光从拼图移向地球仪，再越过地球仪射向窗外无垠的天空。

我不知道此刻儿子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已开始想些什么了。

    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胸前就挂上了红领巾，好不骄傲。

    儿子有些小聪明，成绩在班里也算数得着。知子莫如父，如果不看成绩，这小家伙绝不是省油的灯，从幼儿园起，其调皮捣蛋已小有名气。上学后，多动症越发明显，堂上搞小动作，课下弄小事故，与同学打架，被老师批评，时有所闻。我不明白，就儿子这德性，少先队竟容得下他？

    我是过来人了，不瞒你说，儿子身上就遗传了不少我的秉性。我儿时的那些顽皮劲儿，比儿子今日的所作所为，不遑多让。只是，我从二年级就盼望戴红领巾，直到四年级才如愿以尝，而儿子竟早我两年入队，这确实令我在为儿子高兴之际，多少有些忿忿不平。

    有一次，在儿子被老师留堂之后，我问儿子：“你知道红领巾是哪来的？红领巾为什么是红的？队旗上的金星火炬是什么意思？”

    儿子点点头，又摇摇头，小嘴张合几下，最终吐不出一个字。

    我愕然，更气恼：“连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标志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些意义都不知道，你配戴红领巾吗？！”

    儿子噘着小嘴，嘟嘟囔囔：“也不是我一个人不知道，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大家都入队了，为什么我就不配戴红领巾？”

    “怎么，才二年级就全班入队了？”我没弄懂，“难道就没有‘非队员’吗？”

    “非队员？”儿子瞪圆大眼：“爸爸，什么是‘非队员’呀？”

    我看看儿子胸前的红领巾，手情不自禁在自己颈下摸寻。是啊，才二年级就戴上红领巾的儿子，怎么知道什么是“非队员”呢？

    当年我读小学那会儿，入队何等艰难。一年级时，全级没人能戴上红领巾，看着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胸前的红领巾飘来飘去，别提多羡慕了。二年级时，到了有资格入队的年龄了，班上第一批仅两位同学戴上红领巾。入队那天，全校在大礼堂列队集合，飘扬的金星火炬队旗，羊皮队鼓，小铜号，入队的同学们举着拳头在老师的带领下宣誓……那情那景，终生难忘。仪式后回到宿舍，我抚摸着同学的红领巾，忍不住求她借我戴一戴，同学不肯：“你怎么能戴呢？你是非队员呀！”我不明白什么是“非队员”？她解释：戴红领巾的是“队员”，没戴的是“非队员”。于是，我和她争论起来，大家都是“队员”，为什么我前面要加个“非”字，而她可以不加？争论自然没结果，但不管怎样，虽然有个“非”字，好歹我也是“队员”了。那夜，我梦见自己胸前飘扬着一条长长的红领巾，好多好多同学用极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三年级时，班里三分之一的同学成了“队员”，而我仍是“非队员”，很不是滋味。我就向老师保证，要争取入队。老师说：“你学习没问题，也热爱集体，但就是上课小动作多，课下爱打架，改正这些毛病，一定能成为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此后，我很努力，堂上约束自己，堂下让人三分，眼看入队在望，怎知有一次捅马蜂窝蜇了食堂的师傅，入队申请再次被队委否决。在那次本该有我参加宣誓，而我只能坐在观众席的入队仪式上，我伤心地哭了。我是班里所剩不多的“非队员”之一，尽管我的成绩名列前茅。

    我是四年级最后一批加入少先队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每晚我从脖子上解下来后，都要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枕下，第二天早上端端正正地系好。每当我忍不住要做些出格的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想，是否对得起胸前的红领巾？

    或许儿子的这条红领巾戴得太容易了，简直与饰物没有区别，有时野玩起来，打结的那头移到脑后，如同小马驹的鬃毛，让我很难不发些九斤老太的叹息。

    我曾问儿子会不会唱队歌，也不知真不会还是不愿意唱，儿子把头摇得像拨啷鼓一般。我便教他：“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

    在我忘情的吟唱中，不知何时，儿子已拖着他的红领巾，跑得很远很远。

　　暑期某日，儿子跑来问我：“爸爸，哪儿有苹果树？”

        这可把我问住了。广州这地方，找荔枝树、龙眼树、香蕉树，都不难，苹果树却没有见过。儿子不找别的，偏要找苹果树干啥？

        儿子告诉我，他刚从书上看到，牛顿是坐在苹果树下瞧见苹果落地，才发明了万有引力的。儿子说，他也想“象牛顿一样发明一个科学道理”。

我望着放完暑假就要升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那充满好奇心的样儿，沉思片刻，一本正经地跟儿子商量：“你看，苹果树下的科学道理早让牛顿给发明完了，你能不能找个别的科学道理来发明发明呢？”

儿子想了想，点点头。

我就提出一个并不急于要他回答的选题：“植物的味道有什么作用?”

        儿子是第二天晚在饭桌上给我答复的。他告诉我：植物中味道最浓的是大蒜和韭菜，它们的作用是在做菜时调味，使菜变得更好吃。

        我差点儿把嘴里的饭全喷到饭桌上去。儿子尬尴得小脸儿通红，我立即醒悟到，自己挫伤了一个小科学家的自尊心，必须设法补救。

        晚饭后，我找出两个空罐头瓶子放在桌上，将一瓣大蒜捣烂放到其中一只瓶中，再设法活捉了两只苍蝇，分别装入两个瓶中，然后把瓶口盖上。做完这一切，我指着墙上的钟，提示儿子，先注意时间，再留意观察两个瓶中苍蝇的动静。

        儿子圆溜溜的眼珠从这只瓶子转到那只瓶子，再瞄一瞄墙上的钟。最初，两只生猛的苍蝇在各自的瓶中起劲地翁翁乱撞，渐渐，有蒜泥那只瓶子里的苍蝇劲势在减弱。约七、八分钟，空瓶的那只苍蝇仍在不知疲倦地飞撞瓶壁，而蒜泥瓶子里的苍蝇已经翻在瓶底，只剩四脚朝天，有气无力蹬几下腿的份儿了。

目睹这个过程的儿子难得地趴在桌上沉思起来，直到晚上临睡时，他躺在床上对我说：“爸爸，我想，植物的味道对昆虫是不利的”。

我顺势问了一句：“那么，植物的味道对其他植物有没有利呢？”

        儿子在三天以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让我看两只罐头瓶：一只空瓶中两条粗胖的豆芽已长到一寸多长，而放了剪粹的几条韭菜的另一只瓶中，两条豆芽虽已出芽，可顶着小小绿叶的芽儿却打蔫儿似的没有长起来。儿子不无得意地说：“我已经知道了，植物的气味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也是不利的”。

        我进一步提问：“一种植物的味道为什么要对昆虫和其他植物不利呢？”

        儿子又想了数日，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回答。我并不急于对儿子的答案进行评价，而是等到下一个周末，将儿子带去植物园，让儿子从模仿原始群落的植物生存竞争中去感受植物为自身生存而展开的努力。

        再回家时，我又向儿子提出新的问题：人类如何利用植物的气味？人在生存竞争中能从植物的气味作用上得到什么启示……

此前，我上传了篇《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之我见》的稿子，相左意见多多。主要的悖论为：中国功夫“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的瑰宝”，虽被影视及文学夸张了些，却也远非西洋拳法可以攀比。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在前文中，已将超越技击本身，详细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身体条件诸方面进行比较，其结果，就一般意义而论，外国人的身体条件优于中国人，并由此推导出，中国武术与西方对手比拼,并无优势可言。对此，持不同观点者一方面承认身体条件居于劣势，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由于中国功夫的高明，即使身体条件不如对手，也能战而胜之的观点。其重要论据，即：中华武术有“四两破千斤”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承认，“真正的高手没有被发现”，理由是“高人是不愿意声张的”！

文章很难分出高下，因为各花入各眼。可要分出武功的高低，只要放在一起较量一下，便一目了然了。可事到如今，中国功夫除了在影视剧中打败过外国人，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与世界一流的技击家较量过。对此，持不同观点者又提出了中国功夫不与西洋技击比试的理由：让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比试，就好象“让罗纳尔多与邓亚萍打乒乓球”。意指，根本就不同规则，无法比试。这个看似有理的说法，早在十几年前有关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孰强孰劣的讨论中，我已见识过了，只是，当年对此，我的思考尚处在表面感觉，今天再看，难免有些忍俊不禁了。

凡是见过前拳王泰森等巅峰期威力的人，很难否认，如果真的把他们请到拳台上与我们比试，不说别的，我们在身手的灵活，拳脚的力量，抗击打的能力，无氧状态下的体能支撑等多方面，很难不逊色于对手。因此，中国功夫在此，唯一能下的台阶，只能是以规则不同而挂起“免战牌”。这也是中国功夫到今天还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真正原因。你不打，就永远没有人能打败你。

其实，关于中国功夫的讨论至此，对那些酷爱中国功夫的朋友们，实属不易，要在这个问题上自圆其说，难度太大。为什么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之间的比赛，会是足坛罗纳尔多与乒坛邓亚苹的比赛？足球要把球踢进对手的门，乒乓球要把球打上对手的台，竞技从内容到形式截然不同，而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都是以肢体打击对方身体，以击中对方次数多，或使对方失去继续比赛能力判胜负，为什么就不能同场竞技？当然，细分起来，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确有细微的区别，比如说，西洋拳击中是没有抱摔和不允许使用脚踢的，但这就能构成了无法比试的理由吗？照持不同观点者的逻辑，少林棒与武当剑也无法在一起比试，不同的器械，不同的套路嘛。然而，少林派与武当派争锋火并，泰森和李连杰狭路相逢，谁会认为他们会象罗纳尔多跟邓亚苹那样打不起来呢？

至于到“四两拨千斤”，果真神州有此技，奥运会所有级别的摔跤比赛、柔道比赛、跆拳道比赛，甚至包括击剑比赛的所有奖牌，就绝没有外流的理由了。而且，为扬我中华武术之威，完全可以有意不派大级别选手上场，专派潘长江这类的小号人马去，运用四两拨千斤之技，以小打大，以弱胜强，岂不畅快？

大家要明白那些持“中国功夫至上论”的朋友们的苦衷：如果强调中国功夫是“世界第一”，那么，它必须能够压倒世界其他类属于技击的功夫，因为同属一类，才能类比。我们总不能说，中国功夫比日本料理好吧？可一旦你想让中国功夫与西洋技击比试，他们马上摇头，这是不同的事情，没法比，你硬让他们比较，就如同“让罗纳尔多与邓亚萍比比打乒乓球”。一方面，觉得中国功夫比西洋拳法厉害，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中国功夫直接与西洋拳比试。确是很有趣的逻辑。

如果我们继续深入分析，明知不可辨而辨之的这些持“中国功夫至上论”的朋友们的意识，其形成的根源应该有两部分：一是三千年汉民族文化中的古国、大国、中心之国意识；另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受外强欺负而衍生出来的自卑心态。

因工作关系，我曾有幸结识不少武林中人，与体育界也有些瓜葛。平心而论，不要说中国武术了，即使作为国球的乒乓球，如果其经济获益能与网球、拳击、篮球、足球等项目持平，那么不出十年，中国男女队要想拿个铜牌都难！中国体育的所有强项，均为国际体育中职业水平最低的项目，这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人家的精英都参加那些能赚钱，赚大钱的运动项目了，留给你的对手，不过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仅此而已。

大凡看过中国女排与古巴女排比赛的人，一定会为黑人姑娘的身体素质感慨万千。真的，技术是可以学会的，而身体是人种的遗传，学不会的！武松打死一只老虎，他是人间的英雄，这是不容否定的。但谁能肯定，被他打死的老虎是虎间的英雄呢？人间的英雄能打死普通的老虎，人间的英雄能打死虎间的英雄吗？

武术无非是由人的技体完成的一些动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哪种功夫，都不可能神秘，这是受人的肢体能够完成动作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决定技击成败的技术因素，主要是人的身体条件，而不是技巧的复杂程度和神秘程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吹得神乎其神的技巧，那只能是魔术，而谁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把戏。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功夫至上论”与我们的失于偏颇的文化宣传有一定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教科书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没有希腊？大家知道的巴特农神殿修建于公元前450年，大家不知道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修建于公元前2000年！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同一考古年代上，我们具有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古建筑或古建筑遗迹吗？

切不可忘记，直到鸦片战争开战在即，中国人仍然以为自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也是教育的“功劳”！

中国功夫是不是世界功夫之王？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平和的心态，去承认，去接受那些事实，亦即是我们原以为强大，而实际上不强大的事实。

我以为，我们的强大，正是从我们认清了自己并不强大开始的。

         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儿子泄气地对我说：“爸爸，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我觉得永远也比不过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些同学”。确实，调皮之极的儿子在这次考试之前，前所未有地“修身养性”起来，很花了些功夫去温书，想在成绩上出点儿风头，结果语数英成绩虽比上学期有所起色，但在班里中游的排位基本未变，为此他很是气馁。

儿子班上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他就读的那所重点小学，不少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材料，比如儿子的数学这次考了９９分，却仅在班里排第十六名，因为获得满分的就有十三人，另有两人９９.５分。儿子要把排名哪怕推前一位，都极困难。

望着个头已经不矮的儿子，我让他总结一下这次从复习到考试过程中有哪些环节处理不成功的？儿子想也没想，委屈地嘟噜道：“爸爸，我比不过人家，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班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头上，不是两个旋、就是三个旋，而我才有一个！”我一楞，既而不由大笑。儿子在我的笑声里有些恼羞了，大声吼：“都怪你和妈妈，谁要你们生我的时候，不在我头上多生两个旋呢？！”

我是过来人，像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我比儿子还调皮。我很同情儿子，他背的书包，有我当年的两个那么大。之所以我目前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如督战队般督导儿子学习，是因为不想把他搞得太疲，而希望他有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我并不欣赏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认认真真坐在书桌前学习的孩子，觉得这是违反了儿童天性的。我认为，再调皮的男孩，只要他从高中开始认清了学习的重要性，发奋读书，定能后来居上。不过，随着儿子年级的升高，我越来越矛盾，因为儿子若不能进入较好的中学，就有可能过早被淘汰出读书的行列。于是，我跟儿子讲了很多有关学习重要性的道理，尽管他没有完全听懂，但已经有比从前较为认真的学习态度了。

我想了想，问儿子：“谁告诉你‘旋越多越聪明’的？”儿子小嘴一噘：“班里同学都这么说的。”我不再笑，而是认真道：“爸爸小时候放过牛，知道，牛不但头上有旋，连身上都是旋，比人头上的旋不知多多少。难道牛比人更聪明吗？”儿子无言以对地低下了头。我知道儿子在寻找答案，便留下他独自在房，悄悄抽身出来了。

我承认有些儿童的智商较高些，但这只是个别的，大多数在小学成绩突出的学生，升上大学之后并不一定能巩固其领先优势，参加社会工作后更有可能不及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孩子，这是我们现行的“应试教育”的体制所决定的。儿子的问题是，像他这样活泼好动的男孩，在这个年龄段还不可能真正理解学习的意义，他一时兴起的所谓“认真学习”是被动的和功利性的，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更为高涨的学习热情，而一旦遭遇挫折，立即泄气，转而去寻找头上的“旋”数来自我解脱。

我在想，是否应该为儿子减压？他毕竟小学还未毕业，不应让他像个小大人那样去学习。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灯，抱过熟睡的儿子，将他的头，对着光亮审视良久。我不知道这个只长着一个“旋”的小脑袋，将来真能开窍吗？

忍 听 红 棉 落 地 声

凄沥春雨，满地迷朦，充满寒意的阴湿气候令人郁郁。晚饭后，我独个儿执伞于院内小道漫步。路旁花草，或负荷雨水太多，或沾载泥泞太重，已不复春风新绿时的盎然，沉重得几近颓丧。有心撑伞为花儿草儿遮风挡雨，更想取水洗净瓣上叶上泥污，然而，我所能做的，唯叹一口气，继续自己的脚步。

　　“啪──”，随骤然一声闷响，泥点已飞溅到脸上，凉凉的。我一惊，顾不得去揩，看那地上，啊，泥水里一朵摔得稀烂的红棉花。我猛然意识到，却原来，四周草丛地上，早已狼藉一遍红棉的尸骸。待我仰首举目，但见苍茫暮霭中，木棉树昨日还红云锦簇的高枝大桠上，竟空空如也，仿佛某种狂怒的势力，此前刚刚血洗了这片天空。

　　我默默拾起一朵落花，水珠如血，从蕊尖瓣端顺指缝淌落，厚大的花瓣已被摔折，连挺硬的花芯也泥迹磨糊，极难寻觅当初在枝头绽放时的风采。我不免有几分伤感，踱到树下，轻轻抚摸那挺拔的树杆，只觉得掌心僵冷。

　　一个打伞的身影踩着落花缓缓从小道走过，带来一阵磨搓健身球的细碎叮咚。我张口想呼唤一个老人的名字，话到嘴边却被打住，因为我瞬间忆起，那位常在小道上搓健身球散步的老人，已于日前辞世。

　　今春红棉盛开之际，我还与那位老人在树下谈论此花的药用，谁曾想，一次过马路，一辆疾驰的汽车把老人带离了这个世界。我略知一些老人的过去，战争年代他作为一名机枪手曾杀人无数，如果有机会举起炸药包或堵住敌人枪眼，他肯定就是完美无瑕的战斗英雄，可惜其辉煌随杀戳的结束而不能光大。老人是在很普通的位置上结束职历的，院里同事对他颇多议论，有一次背后谈说他为节约水费连痰盂都拿到公共水龙头去洗，被他听见，他声大气粗地质问议论者：“我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用一点公家的水都不行吗？”

　　每逢春天老人都要拾起树下的红棉花，拿铁丝串起晒干煲粥用，老人说是为了“去湿”。但那么多的花，仅老人自己哪里吃得完？可他仍不停地拾花串花。我想，老人并不是为了吃用，而是不忍看着落红满地的惨象罢了。我曾听老人说过，他当年过长江的时候，那滔滔江水“全是红的”。

　　不清楚老人临终前有些什么想法，但我知道，如果老人在生，他是不会让这落花泥里水里泡的着。我也曾劝他不必多此一举，解释“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也护花”的道理。他不言语，只是慈祥地一笑，照旧年复一年地拾花串花。

　　这个世界，最美无过于花。有道是“好花不常开”，哪怕再美的花，在她“零落成泥”那会儿，也令人不忍卒睹。

　　其实，这又何必？明年今日，又是一树红云啊！

　　只是，再看不见那位从枪林弹雨钻过来的老人拾花的背影了。

　　我走了很远很远，透过风声雨声，还依稀听得从夜幕中传来沉重的落花声。

    三年级的儿子,学习成绩越来越差,乒乓球却越打越好。

    儿子也算天资聪颖那类,顽皮淘气则无以复加。一年级时,他还较为怕老师, 也会在被父母训斥一通后老实几天；上二年级后,不知是训斥得多了，已经适应了, 还是年纪大点后对大人的训斥有了逆反心,便不那么听话。如今一门心思迷上乒乓球，下课就往球台跑,即使把他拉回来,心也仍在球台上。我曾和妻子商量, 不如送儿子到体校算了?妻子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将来学成个刘国良孔令辉还好,若不然, 岂不连学业也荒废了?!这倒也是,那么多打球的,有几个世界冠军呢?

    我琢磨着,既然难把儿子的心从球桌拉回来,能否找个法子，既满足他打球的欲望，又让他通过打球来明白学习的道理呢?思前想后,经过一番准备,终于有一天,我对儿子说：“走,咱爷俩去打一盘乒乓球。”儿子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爸，你会打吗?”我也不解释, 拉着儿子奔球台,父子俩就对上阵了。起初,儿子还有些退避三舍的镇定, 可当他意识到当爸爸的来者不善时,已无力从球台上挽回颓势了。败下阵来后,儿子过来耍娇道：“爸，你坏,你骗我，你说你从不打乒乓球的。”我买了两罐饮料,又取出一本书,父子俩边喝边聊。我告诉儿子,自己是如何学习教打乒乓球的书,再反复练习,就有了现在的实力。儿子接过书,以从来未有过的认真态度,翻看起来,但很快但厌倦了,把书一合,自言自语嘀咕道：“书能有这么大本事?。”我不紧不慢地随手翻开一页,指点道：“你看,书上说,要把球打到对方球台,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下网,二是不能出台。这就要求你在击球时要注意四个分解动作：提、拉、推、压。刚才打球,不是爸爸打得比你好,而是你失误比爸爸多。往往你注意提拉,推压不够,球就出界； 而有时又推压过度把球打下网。你打球只凭感觉,错在哪里自己也不清楚；爸爸打球是以书上的理论来检讨自己的动作,所以能赢你”。儿子重新接过书去翻看,又挥动起球拍比试,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过了几天,儿子捧着书来问：“这是个什么圈球呀?我不懂这个字”。 我从书架上抽出新华字典递过去。儿子绉了绉眉,不情愿地把头埋在字典中,翻找半天, 很自信地笑道：“我知道了,这叫hu圈球。”我问：“弧圈球是什么意思?”他再看了看, 失望地摇摇头：“字典上没写。”我从书橱里搬出一部辞海放在儿子面前,儿子哭丧着脸, 露出畏难情绪。我以坚定的眼神告诉他：想赢球的话,先学会查辞海!

    又过了几天,儿子一蹦一跳地跑来告诉我,他如何用弧圈球打败了一名高年级的强手。我笑着否定了他打的那是弧圈球,告诉他,球的转速必须每秒达到了200 圈以上才算得上弧圈球。我取出<<力学原理>>和<<运动生理学>>,向他解释,用多大的力度,能使球拍在与球接触时产生多大的旋转,而人体的爆发力,在不同时间单位和运动幅度上的不同效应……

    儿子的球在他们学校打得已小有名气,他开始懂得不能光把劲儿使到球台上,还得到书本中来获取力量。同时,他似乎也渐渐感觉到,读书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学习新知识甚至还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呢。

近一段时间，借奥运圣火传递的机会，藏独们在世界范围内里应外合搞事闹事，确实让政府多少有些难堪。其实，难堪归难堪，大不了抛开面子，甚至放弃奥运主办权，咱不尿他，藏独们还有什么招术？

我曾去过西藏旅游。那时，青藏铁路尚未贯通，我是乘汽车走青藏公路进藏的。漫长的青藏公路沿线，随处可见军营，还经常与军车相遇。最长的一次，军车行进的行列竟然长达几十公里。在拉萨，日喀则，林芝等省会城镇，汉人的数量明显多于藏族。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西藏要想独立？歇着吧你呀，连门儿都没有哟！

类似的问题，我到新疆时，也曾问过一个在新疆生活多年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的回答可概括成两个方面：其一，现在全疆人口中，汉族数量已经超过了70%，早在三百年前清朝统治那么薄弱时，你都不能独立，今天和眼见的将来就更没有独立的可能了；其二，不能不承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祖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并不是说你的祖先占了这块地，这块地就永远是你的，民族的融合、迁徙、竞争所产生的合力，才能决定领地的归属。我赞同他上述的观点。

我在日本的中国同学中，有个叫买卖提的新疆人，他幼年就到内地读书，在河南读的本科和研究生，再由国家出钱送到日本来读博。一日饭后，我与他闲聊，我问：“客观地说，你觉得，新疆由维吾尔族治理好，还是由汉人治理好？”他考虑良久，答：“还是由维吾尔族治理好吧”。我有些愕然，一个汉化这么严重的维吾尔族人，在骨子里，却仍然难以认同汉族统治的。

在我看来，有些民族是可以与汉族融合的，而有些民族，尤其是保有文字和宗教的民族，是难以融合的。只是，融合也好，不融合也罢，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中国全境960平方公里的疆域内，虽然民族有五十六个之多，可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压倒优势。而汉民族从上至下，从内到外，从中央到地方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大一统思想，决不是从内部被分离的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或从外部被肢解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能够比拟的。

此次，在境外藏独闹事，与爱国的中国学生争对阵的程中，有个站在藏独一边的汉族小姑娘显得分外扎眼，网上的贴子是这样描述她的：

有个男生问她：“ Are you Chinese? ”(你是不是中国人）

那女的说：“I a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

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支持藏独。”

女的就说：“我是中国人，但我有自己的思想，我可以自己做判断”。

为此，有人结论道：“百分之百的汉奸言论，以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为耻，不惜一切诋毁中国人，和国人划清界限，多半父母对她从小就是这样教育的”。甚至有网友开骂道：“一个留学垃圾而已”，“真丢中国人脸”，“中国人脸就是这样被中国人丢尽的”。

据悉，这个女孩名叫王千源，来自青岛二中，现在美国读大学预科。

如果让全国人民来评定王千源此次不惜敌对整个中华民族为藏独们摇旗呐喊，那必定是“汉奸”无疑。

词典中“汉奸”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王千源是否“汉族的败类”？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当“败类”似乎还嫩了点吧；“投靠侵略者”肯定就不是；至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我想她还不够格。

青岛新闻网对王千源的评价为：“看来此人有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倾向，有政治野心，她似乎认为站在全体华人的对立面才能博出位，吸引眼球”。我觉得这一评价是所有相关言论中较为“中肯”的了，但“哗众取宠”、“政治野心”、“博出位”等，是否有些夸张？

抗日战争是中国“汉奸辈出”的年代，或贪生怕死，或卖身投靠，或见利忘义，不胜枚举。总之，各种类型的汉奸们，九九归一，均是昧着中国人的良心，做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全民族利益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给我留有印象的汉奸，我以为只有前中国乒乓球女队培养出来的何智丽，她为一已之恩怨，嫁给日本人，参加日本队，满怀仇恨地在亚洲杯乒乓球赛上喊着日本话，欢呼雀跃地打败了邓亚萍。何智丽确是集“投靠”及“出卖”于一身的“败类”！

我以为，王千源支援藏独，既没有个人恩怨，也难从这一行为中获益。她这样做，应该是出于她个人独立思考之后的选择，尽管她的判断是错的，甚至错得离行离垅。如果仅仅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她划归汉奸之列。

还记得东使郎吗？这个手上沾有中国人鲜血的日本老兵，在他垂垂老矣之时，良心发现，出版一部《东使郎日记》，在全日本的反对之下，出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中国人觉得他坚持了真理，可他的同胞日本人怎么看他呢？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他能摆脱“日奸”干系吗？

中国人中，虽然“奸”如牛毛，可像东使郎这样的“奸”，几乎没有！今天，我从王千源的身上，看到了一点点东使郎的影子。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是，窃以为，还是不要把她划为“汉奸”的好。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以客观科学的价值标准，独立地评定是非，才是民族之幸事啊！
　　

记得，读大学时，古典文学课老师讲诗歌的“神韵”，援引陆龟蒙的《白莲》为例证，却未能教化我们，反倒把老师自己陶醉得够呛。事后，我反复嚼味这首七绝：“素葩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 月晓风清欲堕时。”意境虽美，终不能感觉“神韵”何在？

时隔多年，有次去看大师李可染的画展，见一幅描绘荷塘月夜的巨作，颇为震撼，联想《红楼梦》中黛玉的两句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忽然间，似乎有些悟解了“神韵”的意指。

词典中与“韵”结构的近义词，还有“风韵”、“诗韵”、“韵味”等几个，词心，皆一个“韵”字。只要解读这个“韵”字，对“神”也好，“风”也好，“味”也好，也都迎刃释然了。只是，这个“韵”字，恐怕是世事中最难解读的东西了。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不过是一幅年代远久的肖像之作而已，要说画中人漂亮，比之今天的莎朗史通冰冰范们，逊色多多。尽管如此，从前的拿破伦，以及今天的云云男女，无不叹服于《蒙娜丽莎》的微笑之中。无他，达芬奇画出了“韵”。即使用“神来之笔”形容画家这次成功的创造，仍不足以概括。毕竟，人类文明至今，仅此一例而已！我没有看《蒙娜丽莎》的原作，仅从翻版中感受，亦觉得神奇。我不知道画家是如何用笔画出了一种绝美的“精神”？让达芬奇本人再重复一次，相信也不能的。

我印象深处有一位曾经的女同事，她是那种不漂亮，但有“风韵”的女人。也不知怎么，她到哪里，近距离内的男人都会不自然起来。大伙儿背后叫她“狐狸精”，其实她并没有想去迷谁，甚至穿着也很保守。不过，她有着极特殊的一付眉眼，很自然地焕发出一个成熟女人的“骚”味，这有些像狐臭，无论抹多少香水，也能熏人十里。

我有幸近距离见过一次周恩来，那时虽然开裆，但记忆却极深刻，用“光芒四射”来形容这位伟人留给我的印象，也不过分。记得刘晓庆在她的自传里说过，她还刚出道时，在一次大会上见到王心刚，在她眼里，这位当年中国最耀眼的男星，真是“霞光万丈”。我想，这种人中之龙，是不是有些我等凡夫浊子没有的“光”？

《世说新语·容止》中说：“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可见，曹操虽不英俊，甚至还有些“形陋”，但他的英雄之“光”，令人敬仰。

 还有件往事，值得一提。童年时，我家所在的军队医院大院里，养了群狗，我们常带这些狗，与附近农村的狗打架。那年月，军队条件稍强于农村，我们的狗也较村里的狗强壮，所以，周边的狗，最后都臣服于我们的狗。一日，深圳边防军的一条军犬病了，一个军人带它来我们医院就医，军人吃午饭时，把军犬栓在后院树荫下。我们的那些称王称霸惯了的狗，在家门口当然输不起，于是，十来条狗，啮着牙，垂着尾，从四面八方向树下慢慢合围上去。那军犬显然病得不轻，无精打采地倦伏在地，初时并无反应，当包围圈缩小到直径十余米时，才缓缓弓后腿，蹬前腿，站起身来，只轻轻地打个响鼻，哼了声，哇塞，所有围上去的狗，悉数趴在原地，把头紧紧贴地面，不能动弹！军犬那种不怒而威之势，令人惊绝。

类似情形，在音乐中也能找着。琴师伯牙弹奏的曲子，樵夫锺子期居然能领会其中“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中国走街串巷的瞎子阿丙一首《二泉映月》，竟把日本的国际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哭倒于地。

所谓“神韵”，指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其美学特征是自然传神，也可以说就是传神或有味。诗中画中人中狗中曲中，鲜有之极品，托自然造化鬼斧神工，生出这种只能感觉而不能视见的“光”，只能感觉而不能嗅觉的“味”，只能感觉而不能触觉的“威”，只能感觉而不能听觉的“音”……

       下班后,若得闲,我会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谈《三国》论《水浒》。当然,以儿子现有的智识,说“谈论”，未免有些夸张，我的目的在于“启发思考”, 让儿子能超越年龄界限来拓展其思维范畴。比如，若把《水浒》的书名换成《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新包装与旧效果有何视觉差异呢？而儿子则始终不明白一百零八条好汉中为何要把一丈青等三员女英雄单抽出来另外排列的道理。因而,我有时颇气馁，觉得我是河，儿子是井，我肚子里的“水”，总是流不进儿子脑袋里的那口“井”中去!

         若说绝对井水不犯河水,那也不确。我虽启蒙儿子不易, 可儿子有时对我的反启蒙，则是颇有触动意义的。此间最具代表性应属我们父子关于三国人物刘备的看法。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对刘备像貌的描写，颇为神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我意在启发儿子“有不寻常的像貌者往往能够做出不同寻常的创举”。儿子把小脑袋摇得拨啷鼓似的表示不信,他认为“手长过膝”那是猩猩，“两耳垂肩”的是大象。他很肯定地认为“刘备一定是外星人”。而外星人做出与地球人完全不同的举动则是“没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

关于刘备摔阿斗一节,我用“收买人心”这一歇后语来解释其动机,儿子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刘备摔阿斗与赵云无关，实际是为救护儿童，因为书中写道“……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用儿子的话来说：“那么小的孩子,让盔甲包得紧紧的,而且包在赵云的怀里那么长时间,气也透不过来了,都搞得没有了动静,刘备接过来就采取了急救的办法,把小孩往地上一摔”。不过, 儿子还指出：“刘备太急了,摔到地下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在卫生常识课所讲授的抢救手段应是‘用手拍击心藏部位’,要不然容易把孩子摔坏了。阿斗长大后不太聪明，可能跟这次被摔有关……”

儿子最不喜欢刘备的，是他容易哭。在儿子看来，只有“小孩才能哭，大人不能随便哭。”我解释刘备的哭是一种“策略”，他是想通过哭来达到某种目的，并且引用了他不时使用的这类做法为例：“你上次让爸爸给你买游戏卡，爸爸没有答应，你不就哭了吗？你一哭，妈妈就来说服爸爸，最后，你不就如愿以偿地买了游戏卡了吗？”儿子小脸儿红了一阵子，然后撇着小嘴反驳：“那是因为我小，我长大了就不会哭了。刘备虽然是大人，不哭，就说明他还没真正长大！”

儿子最看不起刘备的，是“三英战吕布”那一段。用儿子的话来说：“三个人打人家一个人，算什么英雄？”儿子喜欢吕布，认为吕布是三国群雄中“最好打”的。对最后在白门楼，刘备当面答应救吕布，事后却劝曹操杀他，儿子最为反感。为此，儿子还质问我：“爸爸，你不是要求我要诚实吗？要求我答应好的事情，就不能反悔吗？那天我答应你做完作业才玩游戏，可我实在忍不住了，没做完作业就玩游戏，你回来后还打我呢。你看，得备答应了吕布救他，最后不但没有救他，还提醒曹操，把吕布杀了。你说刘备该不该打？”

有道是“少不看三国，老不看西游。”我有些后悔，让儿子年纪小小地看《三国演义》了。我不能不承认，我教得了大学生，却教不了小学生，尤其是像儿子这样的小学生。有时候，望着他那小小的脑袋，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怎么生成这些想法的？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会把他带向何方？

    幼年识字之初，就囫囵吞枣地读过《水浒》。那么些岁月人生都成为过去，记忆中《水浒》的故事，也忘得七七八八，却没想到，偶尔检索一下记忆，我对这部古典名著的印象，竟然渐渐聚焦在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

    第四十一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记叙李逵在回家接母的路上有这样一段经历：“约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最初，我未曾留意到这个细节。其实，第四十一回引人入胜的情节颇多,什么杀李鬼,斩四虎等，令人目不暇接。后来，随年龄增长，有了些人生经验，杀李鬼的痛快淋漓，诛四虎的悲壮哀绝，渐淡去，李逵的笑语“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则时不时在耳畔荡开,且余音袅袅。

    我辈已不年轻，反右,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上山下乡，白驹过隙间，人生也算忐忑坎坷，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过了一把瘾。这般炼狱环境，要把握自己，去做一个有良知有学识有抱负有追求的人，谈何容易？！人世间，在如斯光怪陆离的环境里，往下容易向上难! 诚如每回骑自行车出门，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是前路尽是下坡,多好啊。

    要正经学点东西，做成一件事,不容易。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往往是对所做事情的结果抱有兴趣,而对做事本身没有兴趣。做事之难，多半难在人们因为对做事本身没有兴趣而难于将事坚持做下去，以至半途而废。比如学外语，背一个单词，记一个句型，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年如一日的将一个又一个单词，一个又一个句型,背熟记住。

    吾友，外语学得极好，考罢托福，又学开日语。我问：“喂,你是不是吃错了药,那么难学的外语，你却越学越来劲了？有何经验,介绍介绍？”追问再三，他才揭开谜底，却原来，他亦与我等正常人无二，被长期枯燥无味的外语学习弄得趣味索然，后来，他去夜校听外语课，主讲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先生，一下子使枯燥的外语课变得轻松写意，效率大增。他尝到甜头,干脆到大学外语系去请了位漂亮的女生来家教，果然一举攻下托福。

    我与他相识相交，知他是个有家有口的正人君子，素无拈花惹草之恶习，请一个靓女教外语，难道是“醉翁之意只在酒？”令人拍案之处在于，请靓女陪读所获事半功倍之学习效果。这正引我想起了李逵孤身一人在闷热的山间野道上走得疲惫不堪，那只忽然蹿出的野兔令其身心为之一振的情形。

其实，人生需要那只“野兔”的地方又岂止学外语呢？当你想干一件事，这事儿既难办又枯燥，你最好就能制造一只“野兔”出来，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前进得顺利点儿，在不懈的努力中寻到一些积极的乐趣。

人生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说苦有甜，说甜却苦。如果你想前路上坡少一点，下坡多一点，走得顺畅一点，行得快活一点，你只能是像李逵那样，找一只兔子出来，追它一追，也好让它“引了我一程路！”只是，李逵的运气着实不错，行走中自然有只兔子跳出草丛他让有得一追，而我等运气一般，没有等着兔子自己跳出来的同志们，也不能“守株待兔”，主动一点儿吧，自己“整”一只兔子出来，去追它一程，也好为自己苦涩的人生点缀一丝乐趣。

日前，因为德法就藏独问题诘难我们北京奥运，继而传出消息说，家乐福大股东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涉嫌资助“藏独”，有网友号召国人抵制家乐福。

中国人因为被外国人欺辱了，又没有别的更为有力的还击手段，因此号召全民抵制对方的商品，这种手段在我们的近代史上屡见不鲜，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效果。此次故计重施，未曾料，不仅响应者参差，甚至反对者还为数不少。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劣根性，再一次一览无余。

中国人的主体，当然非汉民族莫属。就种族的人口而论，我们汉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民族。这是很令我们汉人自豪的。不过，自豪过后，我们又不能不自卑。

我们是不是“一盘散沙”？既可以找出诸多事例证明我们不是，亦可以找出不少事例证明我们是。但无论是与不是，与周边的韩国人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不如他们团结，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骂过的“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的话，确实让我们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叠加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条巨龙呢？

约五千年前，以北纬35度，东经113度为圆心，辐射半径为300公里的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区，有不少我们现在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人，他们是：匈奴人、契丹人、鲜卑人、突厥人、羌人、回人，等等。那个时候，这周边土地上还没有汉人。

据考证，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周边各民族不约而同地开始陆续往黄河中下游的这块后来被我们称为“中原”的土地渗透，然后混住在一起，通婚和亲，久而久之，这些人便渐渐忘却了自己祖先原来的民族隶属，鲜卑人忘了自己是鲜卑人，回族忘了自己是回族，你是信仰伊斯兰教你忘了你是信仰伊斯兰教，等等，既然你是什么民族已经被你忘记了，却又不能没有民族的归属，那么，干脆以一个新的民族称谓来统称这群“乌合之众”吧，于是，一个新的民族，也就是概念意义上的民族便诞生了，这就是我们的汉民族！

汉民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实也不远久，也就是在汉朝吧，不过两千年左右罢了。这样形成的民族，有些象杂交出来的植物，自然有其与众不同的优势，比如，中国人的忍耐力和繁殖力，都是世界各民族中鲜有的。然而，由于汉民族本不是人种意义上，或血缘意义上的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因为聚居在一地，认同一种农耕文化习惯，最后终于整合成一个叫做“汉”的民族，所以，汉民族只有家族观念而没有民族观念，因此，汉民族始终无法在心理上凝聚成一个整体。

举一个典型的小例子：在新疆，大家都知道，有个词叫“民族人”。所谓“民族人”指的是“少数民族”，你若不是“民族人”，那你就是汉人。在乌鲁木奇的大街如果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打一个汉人，旁边有很多汉人，却没有去帮他的，而周围若有几个跟那打人的是同民族的人，肯定会帮他打汉人。这很容易看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同。

外国人入侵中国的时候，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且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中国人，却难有作为。例如，据说“九·一八”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其人数不及千人，而沈阳及周边地区的东北军人数则有十二万之众！当然，中国人也不都是虫，中国人中也有龙，但这些中国龙的下场，绝不美妙。例如，自古以来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口众多，但往往会出现一种“寡不敌人”的现象，鸦片战争的虎门炮台，松沪会战的四行仓库，这种悲壮场面数不胜数。不帮着同御外辱倒也罢了，还盛产汉奸，抗战期间伪军人数超过210万，与侵华日军人数基本相等！ 这种民族败类所占的比例堪称世界之最。

曾经学医的鲁迅先生，正是因为在一出电影里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在中国东北，几个日本军人，以俄国间谍的名义抓了一个中国人，按在街上当众斩首，围观的大群同胞们竟然冷漠地看着而无动于衷。鲁迅先生便再也按纳不住，于是弃医从文以求唤起民众。

西汉是汉民族最为强势的朝代，其名将陈汤曾长啸：“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而当代伟人毛泽东更是将志愿军派往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军队大战一场。可惜这些，仅似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而过。直到今天，汉人骨子里“一盘散沙”的民族性，依然故我。

真的，在今天这个国际经济共同体的和平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是有着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的国家，如果我们全民族能够在必要的形势下，同仇敌忾、整齐划一、团结一致地拒买日货，抵制法货，不用美元，那么，我们汉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力、战斗力、威慑力，必将所向披靡。

然而，“睡狮”仍在沉睡，“黄祸”仍未形成……

前晚看一个关于中国功夫的电视访谈节目，电视台竟然把成龙和李连杰一并请了来。访谈过程中，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冒昧，但却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如果您二位真的打起来，谁的功夫更厉害？

其实，上述提问虽冒昧，但仅是唐突了两位银幕打手，无伤大雅。可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也就是本文标题摆出的问题，就不好说了。尤其是，不好由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的留日同学中，有个南京人，他计划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第三次中日战争》，他试图求证，如果未来真有“第三次中日战争”，那么，获胜的又将是谁呢？

在此当然无法摆论这般宏大的选题，我只想从一个曾经发生的历史细节，浅谈一下我对此的看法。

抗日战争中国人打的第一个胜仗，是平型关大捷。最近，我读了当时指挥战斗的115师师长林彪在战斗结束之后写的《平型关战斗总结》，其中有关日军的战斗力是这样描述的：“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日军步兵很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

要真正读懂林彪这段话，还需要对具体战斗的态势和中日对垒两军的来历两个方面深究。

先看具体战斗的态势：

聂荣臻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一书指出：“战斗中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是685和686团。即344旅之687团在蔡家峪地区担任警戒。主攻部队为第343旅之685、686团，计4000余人”。

遭伏击的日军属于第五师第21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的两部分，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总数约1000人，因此115师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

据事后统计，整个作战过程中，115师死伤400余人，而日军方面主要被歼对象是辎重部队，连同１个小队多的护卫部队和赤手空拳的特务队，全数将近300人。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超过200人，被歼日军总数约在500人左右。

再看对垒中日两军各自的来历：

林彪麾下的115师，是1937年8月25日由红一方面军，包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成，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五次反“围剿”作战，就是在原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之间进行的，曾被称为铁军，且当之无愧。因此，115师是八路军三个师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可谓当时的中国军队精英中的精英。

我们无法了解日军第五师第21旅团在当时日军战斗序列中的地位，只能推测，当1937年9月25日凌晨平型关战斗打响之时，距同年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仅两个半月，很难说日军第五师第21旅团有多少实战经验，更何况其中的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

伏击的一方是经历了十年战火洗礼，从枪林弹雨中走完了万里长征的中国军队精英中的精英；被伏击的一方是刚刚投入战争，其实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战斗经验的日军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战斗的结果，双方伤亡的情况非常接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林彪在历次战报中所以不提缴获枪支一事，多半也在于此次战斗并没有缴获到多少武器。这是因为日本兵十分顽强，不仅不投降，临死还要把武器砸毁，使得115师几乎没有缴获到值得报告的重要武器。

换位思考，如果伏击者是日本人，被伏击是中国人，结果又将如何呢？

我一直不明白，甚至永远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就打不过他们？中国军队在内战中打出的军威，为什么一遇到小日本就风光不再了？日本武夫在中国军人面前的不可一世何时才有个了结？

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在陆战与海战中全面输给了当时不仅没有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的日本人；第二次中日战争，即使不从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进攻占沈阳算起，而以1937年7月7日沪沟桥事变为起点，也打了八年之久，且还是在美国人扔了原子弹，苏联人打败了关东军，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才取得了胜利。如果历史的未来真有第三次中日战争的话，你以为我们能痛洗前耻，战而胜之吗？

如果中国人都是成龙李连杰，就好了！

在战争年代，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除了“阴险”、“凶残”之外，好象就只有“不怕死”了。

日本人的“不怕死”，源于他们的“武士道”。

所谓“武士道”，其实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以“忠孝”和“武勇”为最高信条，随时准备去为其主人赴汤蹈火，讲究绝对服从，崇尚武力和冒险，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不过，以“武士道”装备起来的日本人，其“视死如归”是有条件的：当他们以团队的形式出现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当他们只身一人时，他们的“武士道”便有可能大折扣了。

此论可援引“藏本英明失踪事件”为证。

1934年6月9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为挑起事端寻衅，策划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事发之后，日本传媒连声呼应：“《每日新闻》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指国民党特务复兴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所必然”。《东日新闻》：“这一事件显有反日政治阴谋，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而南京的日本浪人四处放风：“藏本失踪是中国方面有计划之行动。”居留南京的日本侨民举行集会，推派代表往见日本领事须磨，转达全体侨民意见：“对中国政府提严重抗议，早日解决本案，侨民为达此目的，不惜全体由南京撤退。”至12日，日本外相广田通知中国政府：“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及动机如何，实为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案件，须彻底追究南京政府之责任。如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又无搜查能力，日方当派遣陆战队，以实力搜索”。

在此事即将引发中日两国全面冲突之际，失踪了五天的藏本，竟然被中国方面在明孝陵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找到了。当中国方面将活着的藏本送交日本领事馆时，日本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很明显，策划者是希望通过藏本英明之死来向中国方面大举发难的，所以藏本是日本决策机关选出来的“死士”。按一般印象推论，在战争年代，一般的日本人均以为“天皇赴死”为荣，既然藏本是他们精选出来的“武士”，他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应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实，如果去执行这次“死亡任务”的不是藏本一人，而是几个日本人同去的话，那么藏本必死无疑，与他同去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活着回来。但让藏本独自去，或让其他的日本人独自去，最后偷生而回的决不止藏本一个！

不能不承认，信奉儒学的中国人，对生死并不似崇尚神教的日本人那样看得开。但中国人若要从自己中间选择一个人去死，这个人绝对不会苟且偷生的。你很难想象，唱着“风潇潇兮易水寒”的荆柯会活着回来。

当然，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荆柯剌秦的副手秦舞阳。荆柯最终不能杀死秦王，似乎是由于秦舞阳怕死而使荆柯功败垂成。这就是团队的问题了。假设，派去剌秦的不是荆柯而是秦舞阳，而秦舞阳本人又同意去，那么，秦舞阳是断断不会“怕死”的。

台湾作家柏杨说过：“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三条龙”。这里可以推演一下：三个日本人是三个凶残的日本武士，而一个日本人只是一个怕死鬼而已。

可惜，日本人似乎知道这个软肋，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人绑在一起从而使日本成为一个凶残的整体；但中国人却很无奈，即使明知同胞们不好扎堆，却又因为满个世界都是龙的传人，想躲也躲不开呀，所以，很多时候就成了堆在一起的虫了！

    与友人结伴吃海鲜，不知谁点了一味“油爆田鼠”。

    很多年未尝鼠肉滋味了，那种既非猪肉，也非牛肉，更非鸡鸭鹅肉的甜甜的淡淡的味道，细细的滑滑的口感，只要吃过一次，便不再忘记。这是不是因为用嘴获得的印象比其他感觉器官来得更深？或许，人对某种食物的记忆，更多借助于品尝时的心理感觉？

    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不起，其实吃老鼠更难。瞧它那猥琐不堪的样儿，哪脏往那钻的行为，已经令人深恶，更别说从词书得来印象，如：獐头鼠目，鼠窃狗偷，胆小如鼠，首鼠两端，蛇鼠一窝，过街老鼠……要把它吃下去，确须极大勇气。

    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不以好恶来进食的，比起草根树皮，老鼠毕竟有些优势。我当年在农村做知青，一顿饭三分钱菜五分钱肉，把一付贪婪的肠胃吃得廉洁之极，因而变得馋猫儿似的，见了有油带腥的活物就流口水，只可惜村里的鸡犬不是野的，水塘的鱼儿也有主儿，天上的飞鸟又看得见吃不着，怎么是好？

    一日收工，吃罢夜饭食欲却不减，于是，有人提议田鼠可吃，且很快弄来用笼子装着的几只活蹦乱跳的田鼠，那情景现在想起仍历历在目：我们一圈脑袋好

奇地围视笼子里的田鼠，田鼠在笼角挤成一团觊觎着我们，那真是大眼瞪小眼，鼠目觑人目。良久，似乎都有些气馁，还是拎田鼠来的那位心有不甘，大吹了一通鼠肉的美味，却很难把士气鼓动起来。最后，有人出招，说不如到自留地弄几棵蒜苗，用蒜味压鼠气，或许会好些，退一万步来说，反正吃不死人。如此这般，一大盘蒜苗炒田鼠在掌灯时分被端上桌面。煤油灯的火苗怔怔地映照着热气升腾的盘中物，炒得黑绿的蒜苗衬托着一坨一坨红红的鼠肉，虽因缺油而使盘面少了应有的光泽，但那毕竟是肉，且是精细的瘦肉！大伙你看我，我望你，总算有人伸出筷子，夹一坨，不直接送入口，而是放进面前用剩饭煮就的稀粥，搅了搅，然后双目一闭，连粥带肉，圄囵下肚。待他睁开眼睛，咂咂牙嘴，面部肌肉由紧张到松弛，再从松弛变兴奋，别提多享受了。于是乎，大伙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举箸向前，只觉筷子从盘往嘴的往返频率越来越快，未几，偌大个盘子已底朝天。当大部份人都停止吞咽，独一位还啧啧有声，却原来，他老兄留了个心眼，嘴被塞满那会儿，筷子并没停下，而是一个劲儿往自己粥碗里夹肉，现在盘里虽空了，可碗里还剩着呢！旁人也不客气，筷子直往他碗里伸，他见躲不过去，急中生智，往自己碗里乱吐口水，才算保住了碗底两块鼠肉。

    鼠肉一经开发，捕鼠便成了正事，村里人五花八门的捕鼠功夫很快被我们学得。性急者喜欢火攻，先找田头塘边的鼠洞，挖大个口，以禾杆点燃，堵住洞口，脱下草帽朝里扇烟，再注意附近哪儿出烟，拔团青草塞住烟口，让里头的主儿先过过烟瘾，看差不多了，才网开一面，吸饱了烟的洞主便踉跄蹿出，你一脚踩住，拿个正着。有耐性的可以夹取，鼠夹用竹片自制，形状类似射箭用的弓，弓的一头是个Ａ型夹子，把弓上满，Ａ便被打开，将其固定在洞口，有火柴枝大小的插肖从Ａ中横在洞口，只要田鼠探头触动了插肖，满开的弓即挺弹开去，弓头的Ａ就剪合起来，夹住鼠头。有时一晚放十几个弓夹，翌晨去收，十有八九不会落空。最有趣的当然还是收割季节的“铁壁合围”，即大伙合力从一块田的周边开割，田里的活物便向中间躲避，当最后只剩田心的一小块禾时，避无可避的田鼠们就只能冒死突围了，大伙四围扑抓，往往是，姑娘跪堵，小伙鱼跃，鼠急跳墙，闹得人仰马翻，确为苦涩的日子带来些少乐趣。

    我终未能从“油爆田鼠”中尝到记忆中的甜美，或许是海鲜吃得太多的缘故吧。

笼   鸟

妻儿上楼办事，我在楼下等候，正是无聊，楼角上挂着的鸟笼里一只嗔叫的鹦鹉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只红头绿身的小鹦鹉，大概是吃饱喝足了闷得慌，在那个小巧的笼子里上蹿下跳，也弄不清它到底是是欢快，抑或是烦闷？总之喳喳啾啾地叫个不停。

那笼子也真小，小得连鸟儿展翅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我凭添了几许怜意。古人说“天高任鸟飞”，而这个笼子，却是鸟儿的“天”了。  我不知这鸟儿的翼膀有没有退化？或许，它从生下来就未曾使用这自己的翅膀。这当然是可悲的啦。

我想起了钱钟书老先生在《围城》里的那句关于城里城外的名言，再看看那跳着叫着的鹦鹉，真的有些彷徨。你可能觉得那鸟儿可怜，它却未必觉得自己可怜，它在鸟笼子里呆着，既不愁衣食着落，也不怕天敌侵害，活得不也挺安详自在的嘛。是啊，天空可以给你自由，但也带给你险恶；笼子限制了你的翅膀，却送上一份安逸。比较起来，难道不是各有千秋吗？

这时，鹦鹉不叫不跳了，它拧头盯着我，像是等待我的选择呢。我不由得朝它颇为苦涩地笑了笑。我想告诉它，我没有选择。

蓦然间，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上前打开那鸟笼的门，让鹦鹉尝试着做它的选择，看它如何选择？我的脑子飞快地转起来，为鹦鹉做各种选择及其结果的假设：最初的选择为留下和飞走……留下意味着重复过去，飞走意味着迎接挑战……果真飞走了，它还会回来，回到笼子里来吗……它当然不会回来的，这是否证明，飞走的正确……若是因为飞走而遭遇了天敌的侵害或人类的捕杀，它会后悔吗……这是否证明，留下的正确……

鹦鹉仰了仰脖子，尾巴一翘，屙出一坨屎，然后很优雅地用嘴梳理起羽毛来。

妻带着儿子下了楼，我们离去，儿子欢蹦雀跃地跑在前面。

看着儿子的背影，回头再望那笼中之鸟儿，我蓦然感觉，自己是老了，因为儿子是绝不会去考虑笼里笼外的选择的。

羊城北郊，冒峰山西麓，藏在山坳里，有座当地人称为“沙田”的水库，是一处景致极美，且“养在深山人未识”， 仍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山野。

这些年，多则半年，少则月余，或独自，或邀朋友，我会备好干粮带上水，去一趟沙田，爬爬山，游游泳，赏花戏蝶，偶尔还扯起嗓子，为自己唱上一曲老歌，让疲惫的身心，获得些许安宁。

今春，在一个细雨芬菲的早晨，我驱车奔向沙田。

听风—— 

风儿的声音很轻，只有用心，才能听到。

风儿驰过林间，松涛澎湃：嗖……嗖……嗖……

风儿刮过湖面，水波荡漾：哗……哗……哗……

风儿煽动鸟叫，婉转鸣啼，啾……啾……啾……

风儿惹发鱼跃，此起彼伏，啪……啪……啪……

风儿累了，趴在山石后面，歇一歇。

松涛定，水波平，鸟收声，鱼沉底，万赖寂静，真是无声胜有声啊。

风儿又起，跳到山石上头，抖一抖。

松涛抚掌，水波踢踏，百鸟齐鸣，群鱼争涌，唰……哗……啾……啪……

我的心，听到了；我的心，盛不下。

沐雨—— 

春雨，淅淅沥沥，绵绵不息。

雨点，在芭蕉叶上敲击出一支远古的曲子，再去湖面，勾画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符号。

雨珠儿，落在上脸，有些凉，让我从丝丝春寒中，领略着上苍的温柔。我仰起头，张口展舌，尝一尝这天降甘霖，淡淡的湿润中，满是复苏的生机。

水边一丛野葡萄，趁雨，扭动着蔓，用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延伸着自己的生命。

树荫下，泥泞中，一垛土，翻动开，钻出蝉，爬上树，脱壳展翅，唱着歌儿，飞向远方。

情不自禁，我想褪去身上的布和皮，趴在那块被雨水涮净的山石上，让雨水沁入我的身心，涤净在人世间滚爬之垢，然后，迎取自己的新生。

养眼——

山野的花儿，与城里的花，迥然不同。

山野的花儿，生得自然，开得放肆，红得灿烂！

我伸手想采一枝，手，却停在了半空，真的不忍。这花儿，本不是为人绽放。她想开，就开；想谢，就谢。人，哪有她这般自由？我若摘了她，岂不委屈了她？

我驻足，细细地看她。她不愿意，骤然间，亮得剌眼，红得让人不能直视。我快步退下，谁知一只黄莺，啾地一声，旋落在花枝上，弄得枝舞花颤，像是告诉我，这里是自然地境界，不许人类糟践。

我只好，远远地望一望，让被电脑显示屏折磨得昏花不堪的双目，接受一下花色的按摩。

有道是美人如花。其实，美人哪有花养眼？起码，美人不能随意去看，而花却大方得多，你看你的，她开她的。

如果我的心间，也能长有这样一丛自由自在的花，那么，养的就不止是眼了。

心花怒放，说说而已。

怡情——

原来，我一直弄不明白，陶渊明为何放着官不做，要去“寄情山水间？”历事多了，方才渐渐懂得，老陶，其实是在追求一种人性的“原生态”。

人生在世，当然生活于社会。人与人交往，尔虞我诈，险象环生，自不必言。像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你就想看一眼太阳，尘迷雾罩，还得从“石屎森林”的夹缝中窥望。人性，早已迷失在人为制造的人际陷井和环境垃圾之中。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何在？你不知道自己……

而这些，天知道；地知道；山知道；水知道；花知道；草知道；鸟知道；鱼知道……

回归自然，让自己在自然中找寻生命的位置；

回归本性，让自己在自然中恢复性情的原态；

回归自我，让自己在自然中炼就人生的价值。

陶渊明回去了，我却回不去。这是我唯一知道的。

回不去，偶尔到山野中，放纵一下自己，权当怡情吧。

这个世界，最难的事情，当属人与人的竞争。

正常的竞争，是需要规则的。比如说拳击，比起赛来，就不能打脑后部，以及腰带以下的部位。比赛以外的较量，比如说江湖争斗，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却仍然有道德底线，如果你是名家，你自然不肯使用暗器，否则便胜之不武，所谓“道亦有道”是也。

只是，更多的时候，要在竞争中成为胜者，就很难顾及到用哪招行，哪招不行了，往往得不择手段，即“无毒不丈夫”。这就是“以无道胜有道”吧。

纵观史录，大约也是“有道”者败，而“无道”者胜。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春秋时，楚国渡河与宋国交战，手下人劝宋襄公趁楚军“渡半而击之”宋襄公不听，要讲“仁义”，待楚兵过河列好阵势再战。结果，楚兵强大，击败宋军。

毛泽东就说过，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谁能分得清楚这“革命的两手”与那“反革命的两手”有什么区别吗？又有区别的必要吗？

有一个发生在二战时的故事，却表达了另一种观念。

德军占领了挪威，盖斯太保发现，有个神父在信众间极有感召力，为了巩固占领，他们匆忙将这个神父逮捕收监，没想到神父被捕后民心骚动，局势更为不稳，盖世太保因此准备释放神父来平息动乱，却又担心神父出去后率众滋事，于是便找神父谈，神父听了盖世太保的一番担心之后，微微一笑，说：“如果我用你们的手段来对付你们，我与你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今天的争斗之中，为了显示“我们”与“你们”的区别，强势的一方也在努力着。比如说精确致导的炸弹，尽可能既打击了军事目标而又不伤及平民。然而，并不是每个执行者都具备了那个挪威神父的操守。发生在伊拉克监狱里的美军“虐囚事件”与阿盖达组织对人质实施的“斩首行动”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无论谁在台上执政，无论谁来充当世界警察，都必须讲求“正义”二字，哪怕这是伪装。而要成为“执政者”或“世界警察”，用宋襄公的办法，恐怕是不成的。

或许，在遵守规则，讲究光明磊落的竞争中你有些优势，但如果对手使用盘外招，你为了显示与之区别而恪守“正义”，结果必败。

期 盼 天 堂

2005年夏季，从西藏回来，至今，没有为我的西藏之行写过一个字。朋友们也觉得诧异，有人甚至问：“老张，你是走到哪，写到那的人，怎么，没见着你的西藏文章？” 别说朋友们，连我自己也挺纳闷。多年来，有两个地方，我一直想去，但又不敢冒然而去：一是朝鲜，另一是西藏。去年我终于去了朝鲜，回来后，一周之内，写出了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不到朝鲜，不知中国的伟大》游记。只是，关于西藏，我没有动笔。

近年来，我已经不会为写作而写作了。仿佛，精神中有个上苍，她在引导我，她叫我写，我就写；她没叫我写，我就不会刻意去写。否则，即使写了，也写得味同嚼腊，没有意思。

我不是不想写西藏，而是在等待上苍的召唤。现在，她终于点了点头。于是，我打开了电脑。

也不知何时，反正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动了去西藏的念头。

去北京，想看故宫和天安门；去苏州，想看拙政园和虎丘；去四川，想看乐山大佛和九寨沟；去朝鲜想看……去西藏，想干什么？我似乎清楚，又似乎不清楚。总之，冥冥中有一股引力，让我对那西部的高原，有一种向往和期盼。

我旅行的习惯，是在去之前，全方位地搜集相关资料，以便尽可能地对目的地形成“宾至如归”的印象。但是，在去西藏之前，我“被迫”放弃了这一习惯。为什么会这样？记得，上个世纪末，日本有一部电影《生死恋》，由栗原小卷扮演的女主角，排除万难，终于可以与她爱着的男人结婚了，为了使新婚更为精彩，他们在婚前半年不再见面。我想，大概在我的潜意识中，西藏的形象愈不具体，我在西藏的感觉将愈发美妙。

我对西藏的感觉，既不是从李娜的《青藏高原》获得，更不是由韩红的《天路》给予，这还得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心武主编的《人民文学》，有一期刊载了一篇纪实文学《亮出你的舌胎或空空荡荡》，那是一篇极其写实的文字，用自然主义的笔法，将西藏的原生态，裸呈于读者面前，而不仅仅是《青藏高原》唱出的苍凉，更迥然于《天路》般的灿烂。或许正是因此，刘心武“引咎辞职”了。而我，则由此，朦朦胧胧地滋生出一种向往。

新世纪的第一个暑假，原本与朋友们计划好了赴西藏旅行的，之前还特意把体魄锻炼得格外强壮，没想到，临行前偶感风寒，于是乎，整个计划功败垂成。为此，朋友还埋怨我：“你那么想去，为什么不提着吊针瓶子上路呀？！”

日历翻到了2005年夏季，有朋友提醒我：“再不去的话，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就不是原来的西藏了。”当时，虽然身体状况并不十分理想，我还是上路了。在打点行囊的过程中，我把妻子特意放进去的治疗高原反应的药，偷偷取了出来。支配这一行为的心理，极复杂，既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也有“破釜沉舟”的决然，还有“铤而走险”的兴奋。

我相信，上苍不会为难一个虔诚的朝谒者的。

         出发前，我特意自己给自己理了个锃光瓦亮的光头。

青藏线的磨难

从广州乘火车往兰州，再转西宁，然后抵达青藏线东端的格尔木，一下火车，便迫不及待地登上开往拉萨的卧铺大巴，于上午十点，终于进入青藏公路。

真的兴奋，尽管大巴还未出格尔木，就进了两次维修站。

大巴一过青藏公路起点的收费站，真正的青藏高原，已排列在我们眼前：前方全是看不见一丁点植被的群山，单调而雄浑，遥远却真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的青藏公路，平坦而宽敞，干净且寂寞。这让我们这些在大都市的喧嚣、污秽、拥塞、紧张中生活多年的人，骤然间升腾出一种飞起来的欲望。

我不会唱歌，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张千一词曲，李娜唱的那首《走进西藏》：“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呀拉索走进雪山，呀拉索走进高原，呀拉索走向阳光……”

我不知道能否“发现理想”？也不知道能否“看见天堂”？不过，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不虚此行。

没有看见上坡，却也感觉到车在爬升，因为我们已经在山肩了。从近处看山，才真正领略了高原的雄奇。那山峰，既不是石，也不是沙，更不是土。它实中有松，静中带动，仿佛每时篆刻都在耸升隆腾，发育成长。山体在上蹿，风吹云晃；碎石在滑落，冰结河流。毛诗曾有“百舸争流”之句，在此，我则感觉了“万峰争耸”的壮观。而这，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确是“别无分店”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摄影师，专为时装模特儿照封面像，我们都很羡慕他的职业，他却抱怨说，总与美女撕混，其实没意思，因为再漂亮的女人，看得多了，也没了感觉。如今的情况类同，在青藏线上跑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我的审美也开始疲劳起来。如果仅仅是疲劳，倒也罢了，要命的是开始晕车。一般情况，我不晕车，可能是高原反应的缘故，不但晕，而且吐，最后连苦胆都吐了出来。如果仅仅是我吐，倒也罢了，大巴上的一些旅游者也陪着吐，整个车厢里弥漫着腥馊胃酸，好人也受不了呀！

青藏线，从格尔木到拉萨，全长近千公里，司机说，得跑二十个小时，我已经有些顶不住了，余下的十来个钟头，我可怎么捱呀？

屋漏偏逢连夜雨。黄昏时分，大巴竟然一挫一挫开始震荡，司机停车鼓捣了半天，继续上路后反而挫得更厉害了。当高原的太阳彻底消失在雪山的后面时，大巴前进的速度，已经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了。而这时，我们的征程才刚刚过半呢。

青藏高原的夜空深黑，星星特亮，不知为何，看不见月亮？寻机犹如一头陷在泥潭里的牛，挣扎着，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连喘气的力气也越来越微弱了。车厢里，比呕吐物气味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对前途的沮丧。我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在格尔木买上一袋氧气？为什么没有带上高原反应药？为什么没有包一部的士进藏？

我是有着多年旅行经验的人，此次从格尔木登车，却犯了个本不该犯的错误，我只注意了要从国营汽车站搭车（事后才知从国营汽车站上客的车也是私人承包的），却没有留心这车的新旧程度，并且疏忽了这车未出格尔木市就两进维修站的情况。这些错误，在这一刻，开始让我支付代价了。

不知何时，前方出现一线稀疏的灯火。车总算驶入途中的一个小镇。司机忙着找人修车，乘客下车打尖。我买了一碗汤面，却哪里吃得下呀，胡乱吃了两口，还忍着不敢动，怕把刚摄取的能量呕了出来，但不动又不行，心里牵挂着修车的进展。就这样在小店里猫了个把小时，挪回大巴再看，整个发动机被拆了下来，绝望的司机很不耐烦地告诉大家，已经派上骑摩托到那曲去买发动机配件，而此地去那曲的车程，来回得八个小时！

真是欲哭无泪，不仅是无泪，也无力，还无气。在空气中含氧量不足百分之六十的高原上，我觉得自己如同一条垂死的鱼，将庞大的身躯倦缩在狭小的“卧铺”上，闭着眼，张着嘴……

不知何时，只听车窗外人声在嘀咕，说是有车来了，哗，几乎是同一时间，全车的乘客都从铺位上跳也起来，我更是以勇不可挡的气势，连行李也不顾，率先冲下车，跟随着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女的，上了对面的大巴，占据了为数不多的空铺。

这是一辆下午从格尔木开出的车，乘客不多，赶巧救了我们的急。车票得再买，那边的司机也不肯退票，有人还来联络我，说是大家一齐过去找司机论理，我无力地摆摆手，表示那钱我不要了，权当“扶贫”吧，心里却想，进天堂之路，交点买路钱，也应该呀。

就这样，晕着，呕着，喘着,颠簸着,迷糊着，后悔着……我们总算于第二天的下午，进入拉萨。

布达拉的佛光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对布达拉宫的感受？

我第一眼望见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时，我想，如果汉族人民心中的圣殿是天安门的话，那么，藏族人民心中的圣殿，则非布达拉宫莫属了。

其实，天安门仅仅是一扇门，而布达拉却是一座宫！

当大巴摆脱唐古拉山脉的围堵，驶入拉萨，我不能不感慨眼前的一切：拉萨其实是群山构建的高原中一块低凹的盆地，而布达拉宫的底坐玛布日山，则是这盆地中央凸兀着的一座孤岛，拉萨被群山顶入天际，玛布日则由盆地拱托得至高无上。仰望玛布日山上的布达拉宫，犹如膜拜苍穹高悬之红日，佛与自然，合一不二。

在拉萨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参观布达拉宫事宜，并提前买到只能隔日参观的入宫门票。

抵达拉萨翌日，正午时分，顶着高原盛夏的骄阳，我们按门票安排的时间，进入布达拉宫花岗岩成的盘山道。盘山道沿布达拉宫西侧，绕到背面，使我有机会从反面打量这座宏伟的宫殿。

一般来说，美女美在正面，从背面看，优势未必明显。而在我眼里，布达拉宫之美，背面较正面有过之无不及。这里，没有正面的张扬，却多出几许质朴。或许是因为正面不能亲近的缘故，我从背面仰望宫殿，仅用“巍峨”这个形容词是不足以彰显的，她那微微倾斜的墙线，几乎让我的心，得以助跑升天！

忽然，走在前面的一个香港游客，手指苍天，用广东话叫道：“快点睇，睇天上”。我一仰首，眼前一遍金星，我不由得眯起眼睛，待虚幻散去，只觉一圈巨大的光环，绕在太阳的周围。前后上来的藏民，立即跪倒膜拜，我则连忙举起相机，按动快门。

与我同行的朋友劝阻道：“不能这样拍的，对太阳聚集，会烧坏镜头的”。我哪顾得了那些，变换角度，连连按动快门。

我指着天，用国语问藏民：“嗨，兄弟，这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听懂没有，并不答应。我又用广东话问那香港人，同胞们很肯定地告诉我：“系佛光”。

上帝头顶有光环，佛，当然也不能少了。

当这光环罩住了拉萨，罩住了布达拉宫，罩住了我们，这意味着什么呢？不会是上苍有意让我皈依佛门吧？坦白地说，如果我曾经信仰过什么主义，那么现在，我却是白纸一张。而且，如果佛门要“色戒”，我能持否吗？

你真的想象不到，与布达拉宫听雄伟相比，进入宫殿的通道，却是那么的狭小；与高原的明媚相比，宫内的光线，却是那么昏暗。

布达拉宫的内部，无论红宫，还是白宫，均为土木结构，墩厚而夯实，古朴却奢侈。每个房间都不大，即使是大厅，也因为木柱林立，也显得拘束，绝无北京故宫的大气，更不似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辉煌。但这狭小昏暗，在我感觉中，却别有一种亲切，铺着地毯的小格子间，从深邃小窗透进一缕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壁上的唐卡，还有两盏冒着青烟的酥油灯，如果此时有位佳人，合上小门，那么，天上人间，不过如此。

阿弥托佛，佛门净土啊，放肆！放肆！放肆！

阿弥托佛，诚惶诚恐啊，罪过！罪过！罪过！

佛太多，名目太多，不识佛，不信佛的家伙，在此盘恒得久了，难免生出些杂念。

刚刚收拾心猿意马，一世又一世达赖，从阴暗、深沉、肃穆、凛然的正殿鱼贯地向我走来，然后走下玛布日山，奔向尘世。作为没有受过宗教陶冶和没有信仰的汉人，我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望着案上一排又一排信众们贡奉的酥油点燃的长明灯，以及其他我看见和看不见的牺牲，我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藏传佛教中祈求来世，仅仅是庶民们的事，佛嘛，一切的享受，必然会在现世谋取。人间无上的权威，怎么可能受戒律的羁绊？！

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很多年前，作家白桦写的在当时争议得不可开交的电影剧本《苦恋》，其中有一处进庙见佛的细节，主人翁见那香烟缭绕中被薰得乌黑的大佛的脸，思考信徒们的虔诚反倒将佛丑化的影射。我是无神论者，自然相信佛是人创造的，但我也承认，可能在精神世界中，佛在引导人去创造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达拉宫，是佛引导人为自己创建的精神家园。

既然是佛的精神家园，就必须有人来守卫。布达拉宫几乎每一扇门，每一间房，每一条道，几乎都有武警在侍卫。这也成为布达拉宫的一景，只可惜此景不允许照相。

内景不许照，外景还是允许的。站在布达拉宫的平台上，从近处审视这座佛的家园，值得印象之处，更多。

从红宫的近观，去之间，不仅有关着的廊与闭着的窗，还有勾心斗角的墙与檐的层面。

从白宫的露台向北眺望，近处的拉萨与远处的群山，似乎在向我们朝拜。

告别布达拉宫，走下玛日布山，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次抬头仰天。没有佛光，连太阳，也被路过的云彩还遮蔽了。

我不知道，佛，是否在生我的气？

幸好，人，太渺小；佛，太慈悲。

有朝一日，我若真的有心皈依佛祖，我想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再来一次布达拉宫，让我重温，让她见证，我们在来世的归宿。

现在，我暂时离去了。

甩甩手，我不想带走，那圈佛光。

米拉山口那边的措和虹